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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中国最早的“核心文化”(二)

2018-05-28 10:03:00

礼乐文化确立精神内涵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保有祭祀特权与强大的军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从早期王朝流传下来的祭天崇祖的传统,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主要内容。二里头都城规划中祭祀区的存在,以及祭祀用礼仪用器,都与大型礼制建筑一样,是用来昭示早期王朝礼制传统的重要标志物。由于军事力量在立国上的重要性,青铜与玉石兵器也成为祭祀礼器和表现身份地位的仪仗用器的有机组成部分。

随着二里头文化在中原的崛起,这支唯一使用复杂的合范技术生产青铜容器(礼器)的先进文化成为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匹黑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上层的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处于塔尖的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这些最新问世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器、乐器,仪仗用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

青铜酒器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最先制作的是仿陶器的小型酒器爵,后来出现了温酒器等。在始于周代的爵位中,“公爵”“伯爵”等都用了“爵”字,至少表明在王朝的礼仪中饮酒是极为重要的,而二里头文化在饮酒礼仪的发展过程中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铸造铜爵等造型复杂的酒器,至少需要精确地组合起内模和3件以上的外范,即当时已采用了先进的复合范工艺。而克服其中的种种困难,最终铸造出青铜礼器的内在动力,应当就是这一时期新兴王权对宫廷礼仪的整饬。

总体上看,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冶铸技术虽较龙山时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仍有一定的原始性,合金比例的掌握也还处于较原始的阶段。但可不要小瞧了这群青铜器,它们虽其貌不扬,却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先河。可以说,没有作为“先祖”的二里头青铜器,也就没有殷墟妇好墓青铜器的洋洋大观和司母戊大方鼎的雄浑霸气,没有其后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与辉煌。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礼器(有些属石质,学术界也把其看做文化意义上的“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大型有刃器,如玉钺、玉刀、玉璋、玉圭(或称玉铲)和玉戈;二是小型棒状的柄形玉器。

▲二里头出土的玉柄形饰

在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中,装饰品极少,二期开始出现柄形器,三期则有各类大型有刃礼器出现。这些带刃的礼玉,都与其本来的装柄方式和用途无关,而是表现贵族的权威,作为在宫廷上昭示君臣关系的“玉圭”或“笏”来使用的。在二里头遗址,这些玉礼器与宫城、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大体同步,表明王权以及用以维持王权的宫廷礼仪已大体完备。

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兵器有戈、钺、斧和镞(箭头)等。其中,属于近战兵器的戈、钺、斧总共出土了4件,应当都是墓葬的随葬品。从铜钺的材质成分及刃部较钝等特征分析,应非实用性兵器,而属于礼仪用器,另外几件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可知这类兵器并非用于实战,而应是用来表现威权的仪仗用器,或可称为礼兵器。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兵器。

▲中国最早的青铜钺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钺,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它的前身石钺应是从斧类生产工具演变而来的,最初也被称为“有孔石斧”,后来作为武器使用,并逐渐演变为象征军事权威的仪仗用器,也是一种用于“大辟之刑”的刑具。甲骨文、金文中“王”字的字形,像横置的钺。早于甲骨文时代数百年的二里头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钺,和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就应是已出现的“王权”的又一个重要象征。

文化交流兼收并蓄又强力辐射

在二里头时代的东亚大陆,二里头文化的周围乃至更远的区域分布着若干各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它们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与交流。这种联系与交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二里头文化周围甚至边远地区的一些考古学文化中,经常可以见到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另一方面,在二里头文化中也包含着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

▲二里头出土的具有邻近文化因素的器物

二里头文化中存在少量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质器物,如长流平底盉。有学者认为这类器物极其制造技术与闽浙地区的印纹陶有密切的关系,产地在南方的可能性较大;精制陶器、硬陶和原始瓷上的云雷纹以及其他一些文化要素应该是在南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

在仰韶和龙山时代,西北地区的文化总体上落后于中原,但其冶金术的发展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进步。有理由相信,中国西北地区早期冶铜业的发达, 是与中亚地区保持文化互动为前提的。对于中原地区来说, 又不排除在二里头文化向西扩展并接触到西北地区土著文化如齐家文化等的同时, 也从后者汲取了所需要的养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有的具有鲜明的同时代邻近地区其他文化的特征。

从二里头文化陶礼器的渊源看, 用于饮酒礼仪的盉、爵都应是以大汶口—龙山文化的鬶原型创造出来的。器表带有篦状刮痕的夹砂褐陶器, 以及半月形双孔石刀等, 都与二里头文化传统器物风格迥异,而同海岱地区岳石文化的同类遗物相似。二里头文化出土的罐类器口沿上常饰有捺压的花边装饰。这种装饰作风在与二里头同时代的朱开沟文化(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一带)中有较为集中的发现。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群中, 还有不少来自豫北、冀南地区的文化因素,甚至还能看到关中地区瘪裆鬲的影子。

二里头遗址贵族墓出土的玉鸟形饰, 与嵩山东南麓禹州瓦店龙山时代墓葬中所出同类器相近, 也颇类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系统的鹰纹玉笄。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二里头遗址贵族墓所出玉鸟形饰以及某些玉柄形器, 都应是长江中游的“泊来品”。

有学者根据《尚书·禹贡》等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 把连接中原都城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要交通路线分为东、西、中三路。在中路和西路沿线, 已发现了属于二里头文化或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址, 文化遗存兼具南北混合的特征, 似乎支持古代文献的记载,也许可说明连接中原腹心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交通线, 早在二里头时代即已开通。

另有学者指出, 二里头遗址贵族墓出土的青铜战斧与环首刀, 应属于早期北方系青铜器。而从世界考古学的角度来看, 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及其毗邻地区有不少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文化存在。

还有一类珍贵物品很可能来自西北,那就是海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海贝,主要用作贵族随葬。贝壳上有穿孔,可用丝绳串系起来,戴于颈上胸前。墓葬规格越高,用的海贝越多。起初研究者认为这些海贝来自中国近海。但既有的研究表明,这些海贝属暖水种,分布在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热带海域,而绝不见于古代东海以北的沿海。

▲长江流域出土的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器物

从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波及范围看, 它已不限于与邻近地域的松散交流, 而是大范围地向外扩散。例如,作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的陶酒器盉、爵,在二里头文化的兴盛期已到达了距中原相当远的地域。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有学者指出, 这类陶礼器分布的疏密程度, 并非与距中原的空间距离成反比。其出土地点, 多位于距二里头文化区颇远的分布范围最大界限附近。这与日用陶器的传播方式不同, 暗示这类礼器连接各区域社会的中心据点, 超越空间距离传播于当地的社会上层之间。

但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始终是以我为主的“扬弃”。在这个双向交流的过程中,二里头文化对于其他文化的影响更大。它的文明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向四周不断辐射,其影响力超越了自然地理单元,形成了跨区域的文化格局。

这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以其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最终达致王朝文明的辉煌。它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又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在这一过程中,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世界的雏形得以形成。

本文来自《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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