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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三】叙事的主体究竟是谁——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
2018-07-26 11:13:00
↑南越王宫博物馆东门
在很多人眼中，广州似乎和深圳一样是现代才诞生的城市，其实不然。如果你来到广州北京路，就可以看到两千多年以来不变的城市中轴线在这里呈现。从公元前203年南越时期，一直到清代，广州的中心一直在北京路两侧、中山四路以北这块狭小的区域叠压式地发展。除了南越时期的宫苑遗迹，还有从秦、汉、晋、南朝、隋、唐、南汉、宋、元、明、清到民国共12朝的遗迹遗物。这些遗迹层层相叠，构成了一部记载广州两千多年发展的无字史书。
从1995年，南越国宫署遗址被发现以来，广州市做了积极的工作，包括赎回已出售地块，搬迁儿童公园用于考古发掘，划出4.8公顷作为遗址保护区，并颁布了地方法规予以专门保护等，这对于位于城市中心区寸土寸金地段的遗址来说，殊为难得。然而难题又出现了：对于构成如此复杂、有着13个主要地层年代的遗址，究竟如何展示呢？展示哪个时代、哪些遗存呢？政府尽了职，专家们又困惑起来，导致在发掘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遗址现场一直无法展示开放，社会舆论压力巨大，公众质疑纷纷。这与日本平城京当年的情形颇为相似。考古遗址在占用公共资源后如何回馈社会，成为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城市区域。展示、开放是必然的选择。
↑南越国宫署遗址中的考古关键柱，标识了13个历史时期的地层叠压。
考古遗址的展示取决于考古与文物保护两方面的考虑。考古需要自上而下进行挖掘，这就意味着，想要搞清楚更早年代的遗存情况，就需要把位于上面的晚一些的地层挖掉，而想要展示某一时期的遗存，就意味着要放弃较之更早的部分。这个取舍对于考古学家来讲是非常艰难而心疼的。而遗址展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物保护的技术能力。现有的科技手段有限，在能力范围之外的只能进行回填保护，留给未来再做考虑。
南越国宫署常年为地下水问题所困，很多遗址常年泡在地下水中，暴雨过后，水位先是上涨，再回落，干湿交变对土、砖性质的遗址破坏很大。遗址范围内的百余口古井，一直被用于地下水的抽取，以降低水位。在这种情况下，地下止水工程的可行性及可实施范围就成为困扰宫署遗址展示的核心问题。而工程的实施势必又破坏部分遗址，考古学家们又十分不舍。这样的纠结，是金沙遗址这种构成较为简单、保护问题也不困难的遗址所不曾有的。
↑博物馆屋顶复原曲流石渠景观
与金沙遗址另一个不同是，南越国宫署遗址更重要的是它的建筑群落格局，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这种格局变迁的演进过程，这就要求在整个遗址的分布范围内，应以遗址为核心进行叙事，而非凸显建筑的地标形象。建筑设计在这里作为具体的叙事手段，而非叙事的主体存在，这要求建筑师在思想上有较大的转换。然而2008年举行的遗址博物馆设计竞赛，却令人大跌眼镜。建筑师们罕有地集体表现出对文化的漠视与误解，不仅遗址被无情地忽略，就连城市文脉也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建筑师没来由的形式主义追求。无奈，只能重打鼓，另开张，由中标单位与遗址保护设计方共同合作，重新拟定方案。
在经历了长达数月的争论后，设计方案最终形成。然而也正是由于这漫长而认真的争论，才促成了目前为止最为丰富、生动和多样的遗址展示系统的诞生。考古学家、文保专家、建筑师们都坚持了原则，但也都做出了妥协和退让。考古专家麦英豪先生用“断手臂还是断小指”来表达遗址展示中考古人的抉择是如何艰难；文保专家们放弃了全面回填的保守方案，为了向公众展示更多的真迹，做出了大胆而颇具风险的尝试；而建筑师们，则必须把自己和建筑放到次要的位置，让遗址成为主角。
↑南越王宫博物馆饮水思源展厅遗址现场
↑景观墙，陈列着遗址出土的砖瓦标本。
2014年5月1日博物馆正式开馆，网友的评价近似一边倒，“长江以南最好的博物馆”，“最具文艺范儿的博物馆”，特别对多样的展示方式印象深刻。虽然在设计和工程细节上还有很多不如意，观众还是体会到了设计意图。
在这样一个超级复杂的遗址里，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成为重要的设计途径，而设计本身则成为叙事手段，用以表达遗址展示的逻辑与内容。与金沙等遗址相比，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意义在于，它更进一步触及了遗址博物馆更为实质的内容——遗址本身叙事的构建，而非仅仅依靠建筑形象的冲击性表达方式。从这个意义来讲，在遗址展示领域，其工作方法与成果更具有普适性与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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