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张杰:我们的城市病得不轻
2018-08-20 15:53:00【人物】张杰:我们的城市病得不轻
当前,城市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深度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给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带来观念上和方法上的冲击。老城区改造,成为近年来包括北京在内的国内大中城市建设中的难点和热点。
城市之“病”
说起现代城市之“病”,张杰不无忧虑:“目前大规模的城市化潜藏着一个危机,就是对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的忽视,甚至否定。现代城市建设方式基本上是资本和利润在运作,人被边缘化了,人参与建设城市的过程正在远去,即所谓的‘异化’,这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从北京国子监到南锣鼓巷,从济南芙蓉街到泉州古城,从江西景德镇到广东广州,在曾经主持的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张杰不停地追问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在张杰看来,现代提倡的“低碳”、“绿色”、“人性化”的城市建设理念,实际上是在向传统城市学习,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学习内容之一,是“尺度”。
↑2013年张杰作为ICOMOS专家考察印度皇后阶井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
向传统城市学习
建筑学中的尺度所研究的是建筑物整体或局部构件与人或人熟悉的物体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给人的感受。“传统的城市就是建立在人的基本体能基础上的,所以它是比较人性的。在这个过程中,你走到胡同里,建筑跟你是有互动的。这就是一种尺度。”张杰举了古代王府的例子,“王府院子一般不会超过30米,因为超过24米之后就看不清人的面目和表情了,这种尺度的控制,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礼’,把它作为制度建立下来。”
在张杰看来,尺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城市功能混合:“买瓶酱油都要开10分钟车的规划是十分可笑的。很多地方,老百姓就是觉得老城里生活方便,老城区人口难以疏散,老城保护困难,这都是因为新城没有建好。”城市规划只有回到布局有尺度、重视城市日常生活空间、城市功能混合,才能真正治好城市里的“病”。
济南大明湖东扩城市设计
张杰印象最深刻的项目之一是济南大明湖东扩城市设计,不光因为济南是张杰的故乡,更因为在这个设计中,他把握了作为济南城市精髓的“泉、城、湖”:“只有把原有的历史园林景观、岸线关系、水体关系、景点关系、历史传统特色保护住、保护好,再去拓展新的景观风貌才好。”为了让百姓在面积有限的水面中获得更多的亲水空间,水岸设计得更长,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大明湖扩建区域的老建筑,在水堤、湖岸等细部的景观设计上也最大限度地尊重了大明湖的历史,很多地方是针对传统城市的“恢复性”建设。“当地居民对这个设计都很喜欢。”张杰深感快慰。
↑济南大明湖东扩城市设计鸟瞰效果图
↑济南大明湖东扩项目实景图
如何把对山水文化的尊重纳入到城市规划里面,是张杰一直在呼吁的问题。两年前,张杰出了一本书《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哈佛大学规划设计研究生院前院长彼德·罗教授评价这是一本“扣人心弦、发人深思的书”,并将其归为对中国远古建筑与城市形态的研究范畴,而非单纯的历史叙述。张杰说,这本书是他对中国古代城市和村镇十六年研究的一个总结,在书中,张杰介绍了他理解的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中国独特的东西,只有重视传统城市留给我们的遗产网络,才能够使我们快速发展的城市比较得体地被放在它应该放的地方。”
寻找“云”的内核
1987年,张杰作为中英友好奖学金赞助的第一批留学生赴英国约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约克郡内古迹名胜甚多,欧洲最大的哥特式教堂矗立于此。“当时最直观的冲击是,老的东西和现代生活融入在一起,比现代城市要有意思得多。”
这种新旧融合带给张杰的不仅是震撼,还有对于研究方向的思考:“学建筑有个坏毛病,就是总想创新,当时我对单体保护兴趣不大,我更感兴趣是整个城市的东西,但又说不好是什么。”
张杰所在的高级建筑研究学院,是当时世界上建筑保护领域规模最大的一个学术机构。在英国最初的一年时间里,张杰与导师反复讨论研究方向,导师提出了一个当时刚刚出现的词—— Urban Conservation(城市保护),这个词使张杰论文研究的Keyword(关键词)一下子明朗了。张杰把之前知识的获取和储备比作计算机语言中的“云”,“之前是一个模糊的云,到这个时候才开始摸到了云的内核”。
中国现代建筑的根基到底在哪里?
中国现代建筑的根基到底在什么地方?中国现代建筑很多理论都来自西方,国内城市中非常有价值的建筑和街区被拆除,这些都促使张杰对于中国建筑文化的探求。
除了对于现象的研究外,张杰更加关注对于其内部隐藏规律的研究。他认为建筑来源于生活,应该和生活更加紧密相连,并面向大众,而现在的很多建筑设计过于强调狭义的建筑艺术,有排斥生活的倾向。很多建筑师不关心类型的问题,更不关注类型问题和生活之间的关系。“一个地方总有人私搭乱建,只有你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后,才能发现其中的原因,才能针对这个原因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福州三坊七巷南后街街景
张杰认为建筑和艺术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但是“艺术”不是建筑最本质的东西,他更看重从文化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建筑:“如果只是把一个空泛的原则完全套在一个地段,那么设计就根本没长在地上。在规划中,不要有‘洁癖’,不要纯而又纯。生活是复杂的,社会是多层次的。”
保护工作“将心比心”
就在采访之前,在张杰不大的办公室里,还挤着六七个人一起讨论规划,张杰解释说:“我们团队里有很多年轻人,积淀的责任就压在主要负责的人身上。所以我要反复跟我们的设计人员讨论,为年轻人把关。一定要方案成熟之后才能拿出去。”
↑2014年张杰参加大理历史文化名街复查工作。
对保护工作的严格态度,张杰用“将心比心”来解释:“如果我们内功没练好,没能真正弄懂问题,怎么可能保护这些老城?”
在与地方的交流中,张杰总是很快就能明白对方的难题在哪儿——不能一味地“拆、拆、拆”,也不能机械地“保、保、保”。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能够兼顾保护的社会、经济综合效用是项目成功的前提。“当然也有触碰到原则问题,我拂袖而去的,甚至还有当面拍桌子的。”张杰说。
“因为我们的项目并不是纯商业的,我们也是在做研究,在描述和理解问题,“ 并把我们对问题的理解献给大家。”这是张杰口中的工作。“这也是西方研究领域的通则了,说谁提出一个城市理论的话,建筑师可以提,但做研究的人从来不敢这么提。所以从某种角度讲,我至少实现了我对学术认识价值观的自我体现。”
本文来自《世界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