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对象

　　2019年7月5日，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获批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坐落于黄海生态区，主要由潮间带滩涂和其他滨海湿地组成，拥有整个黄海生态区最长的自然海岸线，拥有中国乃至西太平洋最大的沿海滩涂面积。

　　此次申遗成功的第一期是中国第一块滨海湿地类世界自然遗产，是继瓦登海后的全球第二块潮间带世界自然遗产。由于该遗产地位于江苏省盐城市，故下文简称为盐城黄海湿地遗产。第一期申报项目包括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段及东沙实验区和江苏盐城条子泥市级湿地公园共同组成的第一块遗产地(YS-1)(图1)，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段构成第二块遗产地(YS-2(图2)。其中，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部分区域和东台条子泥市级自然保护区为开放展示区。

　　YS-1提名地范围内拥有世界罕见的辐射沙脊群，YS-2为独特的淤泥质潮间带湿地，区域内植被带具有明显的滨海湿地植被特征，突出代表了海岸、海洋生态系统及系统内部生物的典型性特征与演变过程。这些地形、生态条件为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基础，盐城黄海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关键区域，为濒危鸟种在内的不同种类候鸟提供栖息地、繁殖地、越冬地和停歇地。YS-1是全球极端濒危物种勺嘴鹬超过半数个体的秋季停歇地和换羽地。YS-2是极危物种青头潜鸭和白鹤的重要栖息地，是濒危物种丹顶鹤迁徙种群最重要的越冬地。此外，大丰目前拥有世界上2/3以上的野生麋鹿，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麋鹿种群，是大型哺乳动物野外灭绝后重新引进并野化成功的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典范。

　　盐城黄海湿地的利益相关群体分析

　　作为海洋与陆地的连接，黄海湿地空间范围广阔，遗产地总面积达15万多 hm2，缓冲区面积有7万多hm2，涉及的行政区划有(盐城市)射阳县、亭湖区、大丰区、东台市和东沙。遗产地地处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周边人口、社区密集，土地利用形式多样。遗产地内自然资源、公共基础设施的管理权均为国有，核心区土地面积归保护区所有，缓冲区内居民拥有居住权与部分土地(如农田、鱼塘、盐田)的使用权，不同领域的投资资本源源不断地进入，因此利益关联复杂。在其成功登录为世界自然遗产后，牵涉到的利益方面变得更加繁复庞杂。遵照由宏观至微观、由远至近的逻辑，笔者初步将遗产地的利益相关者分为国际社会、国家、当地各级政府与相关部门、当地社区4个层面进行剖析。

　　国际社会与遗产地的利益关联

　　遗产地所在的黄海生态区辐射至朝鲜半岛、 日本海域，于2008年被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列 为“全 球200佳”生 态区域之一。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跨越北冰洋、太平洋和印度洋，连接起东亚与澳大利亚大陆，涉及22个国家，每年经该路线迁徙的候鸟近500种，其中水鸟多达5 000万只，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中拥有的候鸟种类和数量最多，也是最拥挤的1条迁徙通道。因此，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拥有极高的全球关注度。而盐城黄海湿地则位于该迁徙路线的中心位置，承接候鸟的休憩、繁殖等活动，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可见，黄海湿地在海洋生态、候鸟迁徙方面的影响范围远不止我国，甚至可以说遍布全球。综上所述，盐城黄海湿地为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与示范作用，因此得到了世界级权威遗产话语的认可。

　　国家与遗产地的利益关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关键环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5个方面之一。黄海湿地遗产申遗成功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之路的一座里程碑;是中国在绿色发展、生态保护方面交给世界的一份答卷，体现了我国建设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决心与担当，证明了中国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而付出的努力，向全世界展示了生态的中国之治。

　　当地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与遗产地的利益关联

　　盐城黄海湿地遗产能给盐城市、江苏省政府带来不可估量的长远利益。作为江苏省乃至长江三角洲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黄海湿地拥有巨大的潜力。生态保护方面，被称为“地球之肾”的湿地能够调节径流，净化环境，调节局部小气候，为动植物提供栖息地进而保护生物多样性。长三角发展迅速、城市林立，盐城黄海湿地在保持该地区的生态平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经济效益方面，盐城黄海湿地提供了丰富的滨海生态旅游资源，倘若当地政府和开发者能够在良好的模式指导下合理发掘湿地功能，将会为当地带来长久的经济增长，并改善民生;社会效益方面，此次盐城黄海湿地的申遗成功宣传了湿地保护的重要性，不仅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示范，同时还促进了所在地盐城市的城市形象塑造与宣传。

　　当地社区与遗产地的利益关联

　　遗产地及周边海域、土地承载着当地居民的生存生产活动。滩涂上多样的物种是常年与社区共生的伙伴，独特的海岸湿地景观促成了本地独特的文化性格与文化空间的形成。从20世纪80年代自然保护区建立开始，出于统一保护与管理的目的，越来越多的滩涂被从社区划分出来，逐渐从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部分土地与社区在法律意义上的关系被重新定义，但是人与环境依然共存于同一生态空间，依然是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

　　以上4个层面中，无论是与遗产地的物理、心理距离，还是关联利益的切身程度、时效性，当地社区都是最核心的利益相关方。因此，下文中笔者将主要围绕当地社区这一群体进行讨论。

　　当地社区对遗产地认知情况的调查

　　遗产地的动态与周边社区生活息息相关，当地社区在遗产地的保护发展中也拥有主动性，他们将在长远的未来赋予遗产地以新的生机。换言之，来自当地社区的力量是后续遗产工作的中坚动力[5]。因此，非常有必要了解社区居民对遗产地及相关工作的认知与态度，并因地制宜地制订社区发展规划，这样才能有效指导后申遗时代工作，保证遗产和周边的可持续发展。

　　为此，笔者于2020年1月和8月，分别对遗产地周边的城镇与乡村居民，共计4处社区进行了社会调查。数据收集方式以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式访谈为主。此次调查仅是笔者的一次探索性调查，无法组织系统抽样，采用的是非概率抽样方法。

　　调查主要从3个维度考察：①社区对遗产地的认知(包括认可度、熟悉程度、亲近程度等);②社区对申遗一事的看法(包括知情程度、参与程度、对申遗带来变化的观点);③社区对遗产地未来发展走向的态度(如社区参与后续保护开发工作的积极性)。

　　城镇社区的调查

　　2020年1月，笔者向200名盐城市亭湖区、射阳县与阜宁县的社区居民发放了问卷(表1、表2)。

　　亭湖区、射阳县与阜宁县3处行政区划集中在盐城市中北部，所以受访者的日常生活区域与遗产地交集不大，因此，调查问卷中只涉及黄海湿地遗产的2处偏北部开放展示区—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不涉及东台条子泥湿地公园。

　　调查问卷回收结果显示，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受访者心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以丹顶鹤闻名的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8.19的得分遥遥领先(表3)。此处得分的计算方法为：选项平均综合得分= (Σ 频数×权值)/本题填写人次。

　　在200名调查者中被问及“是否去过遗产地的湿地珍禽自然保护区与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时(表4)，有39人表示去过3次及以上，78人去过1~2次，80人没去过但一直想去，还有3人没去过也对此不感兴趣。从未去过黄海候鸟栖息地的受访者有83人，占41.50%，占比较大。在83名当中，“没有契机成行”(43.37%)、“离日常生活很远，没想特意去参观”(28.92%)、“距离太远，交通不便”(24.10%)和“不感兴趣”(3.61%)是本地人未曾前去参观的原因。

　　为了了解受访社区居民对遗产地的亲密程度，笔者进行了以下调查：以0~100分来衡量受访者心中黄海湿地与其日常生活的距离，0分代表毫无联系，100分意味着息息相关，由200名受访者给出分值，最后的平均得分是56.99分，并未及格(表5)。

　　截至2020年年初，200名受访者中有138人听说过黄海湿地申遗成功。然而，近1/3的人并未听说这条新闻，或者并没有将世界自然遗产与“家门口的”自然保护区联系起来(表6)。

　　绝大多数人在得知申遗成功后感到“骄傲”“自豪”“开心”。85%的人认同申遗成功这一事件维护与强化了作为盐城本地人的身份认同和地区归属感兴趣”(3.61%)是本地人未曾前去参观的原因。34感。95%的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在现在与未来，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保护黄海湿地，占受访者的绝大多数(表7)。

　　总体来说，虽然可以看出遗产地及相关事宜对受访社区来说存在一定的疏离感，但是大多数人的反馈相当正面。

　　农村社区的调查

　　笔者选择了毗邻盐城湿地珍禽自然保护区与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景区的3座村庄作为农村社区的样本，分别是亭湖区黄尖镇兴农村、大丰区草庙镇东灶村与东台市琼港镇蹲门村。这样选择的初衷为：它们是与遗产地开放展示区距离最近的社区，村民们应最为知悉遗产地保护、开发的动态，且对申遗感触较深。

　　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附近社区—兴农村的调查

　　兴农村位于YS-2的缓冲区边界，毗邻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展示区—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 区，东距入海口约9 km，西距盐城市中心约40 km。该村形成时间较短，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里人烟稀少，长满芦苇和盐蒿，60年代初开始有渔民家属来此开荒、定居，逐渐形成聚落。因土地盐碱含量高，无法种植农作物，当地村民以捕鱼、晒盐、上滩为生，生活相当困难。经过几十年的开垦，土地质量得到改善，逐步适应种植棉花、小麦等农副产品。1991年兴农村正式成立，2011年11月兴农村随黄尖镇由射阳县被划归至亭湖区。兴农村现占地3.2 km2，拥有3 000多亩(1亩≈666.67 m2)耕地，下辖4个村民小组。全村有385户，共1 250人，其中外出人口占25% ~30%。

　　调查中共采访到来自20户家庭的20余名村民，包括村支书、农民、渔民、外出务工返乡人口、农家乐老板与大学生。走访过程中，笔者观察到村内年轻人口稀少，留守人口大多数为50岁以上。后者有两类来源：①幼时跟随从事渔业、造船业等相关行业的父辈来此地开荒;②自己或自己的配偶被征集来此地开垦荒地，从此落地生根。可以说，这批中老年村民与其父辈正是这片土地的开拓者。

　　当地政府于2017年开始对划入生态红线范围内的保护地进行极为严格的保护，一切与保护无关的开发、建设活动被禁止或严格控制。兴农村村民的生活随即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在2017年之前，每年会有丹顶鹤、麋鹿等保护动物进入村庄，践踏和食用农作物，如今村里已无野生动物的身影。第二，兴农村至沿海滩涂的路径被阻断，且有规定不得对保护区以内的所有动物如海蟹、泥螺等进行捕捞，因而以下海捕鱼、赶海为生的村民失去生计。第三，当地政府向村民征用大量耕地用来植树造林，每年给1 000元补贴。第四，出于用地目的，要求村民搬迁。

　　访谈中，村民们普遍对生态保护带来的变化持抵制、不满的态度。甚至有人将种种变化形容为“灾难性”“害了我们”。一方面，生态保护导致他们失去大部分经济来源。与海洋隔绝、失去大量耕地，致使务农、捕鱼的村民们失去传统的谋生手段。50岁以上的受访者大都赋闲在家，他们无法像年轻人一样轻易在外找到工作，只能靠微薄的种田收入与低保维持生计，找不到改变现状的机会。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兴农村村民紧靠丰富的海洋资源，自己的生活却难以维系。另一方面，红线范围的划定与景区门票的价格高(45元/人)给当地村民带来极大的心理落差。此前，村民可以正常进入滩涂。23岁的受访大学生表示，他从小就在滩涂上玩耍，但由于景区开始收售门票，近几年便没有再进去过。在此生活时间较长、参与开垦土地的年长村民们表示无法理解，认为此举“伤了我们的心”，感到“被控制、被隔离、被排斥”。

　　关于申遗，20名受访者中14名当时已知申遗成功，6名在访谈时才被告知。谈及对此事的感受，除一名大学生感到骄傲外，其他人的表达倾向于矛盾，申遗成功理应是件好事，但是没有给村民们带来任何好处。并且，黄海湿地申遗的历程，村民们全程缺席，连申遗成功也是从新闻中得知或由他人告知。因此，村民们普遍感到“无所谓，没有感觉，与我无关”。

　　谈及“湿地珍禽自然保护区”与“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受访者们对门票收费、景区内容与发展前景都提出了意见。门票收费方面，有个别受访者表示可以理解景区的创收行为，但对于本就生活拮据的周边居民来讲，他们不愿负担每人45元的门票，更不愿接受共同生活几十年的土地向自己收费的事实。景区对70岁以上的观众实行免票入场，然而大多数老人表示，湿地面积广袤，而他们已经腿脚不便，用不上免票优惠。景区内容方面，沿海滩涂、湿地景观、候鸟迁徙曾与村民朝夕相伴，自然保护区内原生态的景观对村民来说没有吸引力。另外，有受访者质疑景区的保护效力与内容的真实性。他们认为，景区内的丹顶鹤以圈养的为主，自然迁徙的越来越少。

　　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附近社区—东灶村与蹲门村的调查

　　黄海湿地遗产的YS-1与YS-2隔大丰港域南北相望，间隔约30 km。东灶村与蹲门村便位于两块遗产地之间，前者在中华麋鹿园景区以西约5.4 km，后者在景区东南约10 km，北距盐城市中心约90 km，南距东台市中心约56 km。

　　2018年的数据显示，东灶村当时有耕地近万亩，常住人口1 700多人，下辖7个村民小组。228国道与麋鹿大道穿村而过，交通便利。2018年年底东灶村实现总产值4 013.5万元。农业生产主要以水稻、小麦等经济作物为主，二产企业规模普遍较小。2017年起，盐城市国投集团与大丰区政府投资30亿元的“麋鹿小镇”“生态度假村”等旅游项目落户东灶村，蔬果采摘业随之兴起。同年，东灶村被列入第二批江苏省休闲观光农业示范村。2019年，东灶村新型农村社区“鹿苑新村”一期工程完工交付，区域内有道路、水电、健身、学校等配套设施。目前，村内经营有十几个农家乐饭店。

　　蹲门村下辖2个村民小组，截至2019年有村民415户，总人口1 500人。蹲门村村民凭借天然浅海渔港的优势下海捕捞，当地出产的贝类远近闻名。近年来，渔民们减少海洋捕捞，转变生产模式，发展起虾、蟹的海水养殖。2016年，蹲门村的总产值达3 196.8万元。2018年起，为配合申遗工作，蹲门村不断加强村部硬件建设，提升绿化，改善村部环境。

　　在东灶村与蹲门村，笔者采取的抽样方法是偶遇抽样，样本数量少，代表性相对较小，必然存在误差。

　　尽管如此，调查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

　　笔者在踏查中发现，这两座村庄的村容村貌干净整洁，村内基础设施建设较兴农村更为完善。此外，遗产地的品牌符号在这两处社区中也得到了充分利用。东灶村村委会与村内道路边张贴有发展生态旅游的标语，处处彰显“中华麋鹿第一村”的称号。而蹲门村则在村口竖起“世遗小镇”标牌，微信公众号也取名为“蹲门世遗渔村”进行宣传。东灶、蹲门村的受访者在被询问遗产地相关问题时态度较为缓和，但是表示出在遗产保护与发展上的参与意识并不强烈。他们与遗产地最为突出的矛盾的问题在于：保护动物麋鹿会越过保护区边界到村庄里践踏庄稼、偷吃粮食。

　　4处社区对遗产地认知情况的比对与分析

　　根据以上调查可知，社区居民中城镇居民对黄海湿地遗产的看法最为乐观积极，东灶村与蹲门村其次，兴农村村民的反应则偏负面消极。这一现象完全可以从利益关联的角度解释。遗产地及周边不是城镇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城镇居民与遗产地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也不能非常快速与强烈地感受到遗产工作导致的变化。然而，申遗成功赢得的荣誉能即时加深城镇居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促使城镇居民给予遗产地以肯定。

　　兴农村、东灶村与蹲门村同样为紧邻遗产地景区的村庄，但村民的态度为何如此天差地别?一方面，东灶村与蹲门村村民在遗产保护过程中，利益并未受到过多损害。虽然这3座村子的传统产业模式皆为半农半渔，但是东灶村与蹲门村在申遗之前就开始了产业模式转型，东灶村有旅游投资项目入驻，蹲门村则主要依仗海水养殖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海岸被划入保护区导致无法出海，抑或农田被征用，抑或农田被保护动物践踏等情况的发生，都因为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村民们不至于完全失去生计。另一方面,东灶村与蹲门村村民较兴农村村民更早、更多地看到了自然遗产地带来的品牌效应，尝到了全新发展模式带来的红利，因此对遗产地及村庄后续的发展充满信心，反响更为热烈。而兴农村村民在申遗中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在基本生存利益没有充分实现的同时，却被要求向更高层次的利益让步，因此在可看见的物质利益之外，他们的情感受到了较大的损害。

　　兴农村、东灶村与蹲门村、城镇社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遗产周边社区工作的3个阶段。兴农村的矛盾是遗产保护最初阶段中必然暴露的问题，而盐城申遗工作的过程之迅速(2016年正式启动申报工作，2019年7月申报成功)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矛盾。社区与遗产地，即人与自然之间真正“和谐”，需要首先建立在平衡双方利益、丰盈社区物质生活的基础上，然后再逐步达成心灵上的统一，最终进入遗产地保护与发展的一个良性循环。

　　对后申遗时代黄海湿地当地社区的保护管理工作的建议

　　首先，经过这次调查，当地社区与遗产地之间存在的裂痕得以暴露。作为践行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核心人群，周边社区的利益应该得到最大限度的弥补与尊重，他们应该被给予足够的人文关怀与关注。笔者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引起社会对该问题的重视。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有义务保障社区的基本物质利益，不能让社区将生存困难归咎于遗产工作。在与兴农村年长村民的谈话中，可以发现他们矛盾的焦点在于：“对村里的老年人没有妥当安排，只能混吃等死”，以及早些年动物践踏庄稼，近些年失去土地、渔民无法出海给村民们造成的损失没有得到补偿。针对村民们的意见，应该考虑引入生态补偿，就业政策适当倾斜本地居民，给他们以景区入场便利，共享遗产保护的成果，激发民众保护遗产的自觉。

　　官方机构应组织人力、物力对当地社区进行一次系统、科学的社会调查，及时发现更多的“兴农村”，通过全面的样本与数据来探讨社区问题的内容及其形成的缘由，从而有效解决当下矛盾，制订合理的长期社区工作规划。

　　其次，湿地类遗产不是自然遗产中的大众类型，且当地社区一直以来对湿地存在“危险”“未知”的成见。黄海湿地属淤长型海岸湿地，湿地的可进入性与海岸的可观赏性差。在盐城地区广泛流传着一首名为《一个真实的故事》的歌，它歌颂了20世纪80年代为寻找丹顶鹤而在沼泽地丧生的女孩徐秀娟。对沿海湿地危险性的宣传，加深了人们的刻板印象;此外，淤长型海岸也与人们心中的基岩质海岸风貌相差甚远;不仅如此，两个自然保护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建立，几乎将整个盐城市的滨海湿地围护起来，近40年来人们只能通过买票参观的方式靠近沿海湿地，客观空间上的无法接近造成了主观心理上的无法亲近。

　　这种情况下，社区内的科普宣传是必要且需长期坚持的。宣传内容可分为两种：一种充分肯定遗产地的价值，向大家宣扬申遗成功将带来的好处，拉近遗产地与居民的距离;另一种则是强调社区在遗产保护与利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鼓励人们参与，给大家以积极的暗示。申遗的成功是转变社区心态的绝佳机遇，应该抓住时机向居民们传播湿地类遗产的积极意义。

　　最后，人地关系的长久巩固需要靠长远利益的兑现，即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实现。肯·A·古尔德谈论美国湿地规划与管理时说，“在不断追求‘进取’的工业社会中，存在两种形式的价值冲突，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冲突。政府一方面要保护基于物种生存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要致力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形成两种矛盾的角色，这使之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即在保持政府合法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发展经济”。在黄海湿地的具体情况下，也就是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发利用丰富的海滨湿地生态资源。黄海湿地申遗办主任吴其江在采访中透露，一方面，生态旅游是保护性开发的首要选择，申遗办将借鉴瓦登海等世界自然遗产地成功经验，打造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地;另一方面，他们还将致力于打造盐城的优质观鸟品牌，以吸引世界各地的观鸟爱好者。

　　湿地是盐城独有的资源，当前对沿海湿地资源的开发仍然在初始阶段，当地政府与开发者应该思量如何树立生态旅游品牌，打造规范、优质的生态旅游模式，形成品牌效应。考虑到候鸟栖息地观光的季节性特点，还应将世界自然遗产与周边的其他自然、文化景观串联起来，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相结合，打造东南沿海海滨旅游廊道或全域旅游网，最大限度地发掘世界遗产的影响力。在优良的开发模式下，未来盐城的海滨湿地甚至可以带动周边地区经济转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进而实现人地共赢。

文/吴玥

本文来自《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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