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海军教父、美国海军战略思想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60—1914年)曾经说过，“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vii。1884年中法马尾海战以福建水师惨败结束，在此背景下，晚清政府在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推动下，决意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以稳固国防，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晚清政府把海军与海防建设的重心放在北洋，其重点举措包括：①购置军舰。从德国、英国采购一批装甲战舰，打造北洋海军。②稳固海防。重点建设威海、旅顺两处军港，在渤海口形成扼控之势;同时扩建已有的大沽炮台，拱卫京师。③兴办军工。在福建、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建立军工厂，建造、仿制西洋式军械。④培训新军(尤其是海军)。通过留洋、办校和聘请外国教习等方式，强化海军训练，按照西方模式(特别是英国皇家海军模式)培育新式军队。然而，北洋海军历经1894年9月17日爆发的甲午海战和次年在威海湾爆发的刘公岛海战，全军覆没，晚清帝国的海军之梦完全破灭。

　　以上诸事，近年来均有重要考古调查与发掘成果面世：甲午海战沉没的中方沉舰如致远、经远、定远、济远、广丙、高升号等，均已发现沉舰残骸;旅顺、威海、大沽等要塞的海防设施，均得到地面考古调查之验证;天津、福州、威海等地的船政设施及水师学堂等，现下正按近现代工业遗产开展文物保护与研究;另外，晚清政府派往英国培训的北洋海军官兵墓葬，以及日本劫掠北洋海军的军舰配件实物，又重新回到世人的视野。凡此，均使得北洋海军的历史得以通过实物的方式呈现于世人面前。保护此类海洋文化遗产，挖掘其军事、历史与考古价值，从海防、海军和海权的理论层面剖析甲午海战，实乃当前水下考古与北洋海军史研究之要务。

　　沉舰：水下考古成果对甲午海战的新解读

　　2014年以来，在国家文物局的推动下，北洋海军沉舰水下考古成果迭出，相关机构在丹东、大连、威海、青岛等海域持续开展水下考古调查，先后发现并确认了致远、经远和定远(图1)3艘主力战舰的沉舰残骸，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致远、经远二舰的水下考古成果还分别获得当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在笔者撰写本文之时，仍有最新的水下考古成果面世：山东威海湾定远舰遗址出水了定远舰的重型装甲①;青岛胶州湾外围大公岛南部海域发现“一战”时期日德交战双方的1艘沉舰，这是1艘曾经参与甲午海战的军舰②。与此同时，有关学者还从英国、德国和日本广泛收集北洋海军舰船档案资料③。水下考古新发现与舰船档案新资料，二者可谓相得益彰，为北洋海军史、甲午海战史和世界海军舰艇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和科学档案，弥足珍贵。

　　关于黄海北洋海军沉舰的调查，尤其是致远舰、经远舰和定远舰的水下考古成果，对于从技术层面深入分析甲午海战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均因近年水下考古新资料而得到重新解读。比如，关于致远舰沉没的原因，现在依据水下考古队员对沉舰船体的检视，推测应该是锅炉爆炸(致远舰当时全力冲刺试图撞击日方吉野舰，致使本已超龄服役的锅炉超负荷运转而发生爆炸，这也是早期蒸汽机战舰常见的弊病);经远舰水下考古发现了非出厂标配的武器装备120 mm口径克虏伯炮弹和 53 mm口径格鲁森速射炮弹，说明北洋海军确曾在海战前增配了舰载火炮，甚至可能包括速射炮(可惜未能大批量装备，海战中未能取到明显作用);定远舰出水装甲，质地优良，厚达33 cm有余，有力地解释了甲午海战最后关头的一个重要细节：定远、镇远 2艘铁甲姊妹舰，在敌舰团团围攻之下，虽然中弹累累，却可以岿然不退，甚至步步进逼，难怪目睹这一局面的日本松岛号三等水兵三浦虎次郎哀叹这是“不沉的神舰”(图2)。

　　海战失利的原因，学界争论众说纷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海战结束之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都曾对甲午海战进行了详尽的复盘分析，甚至派员亲赴现场进行实地考察。令人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军情调查工作，唯独中国方面没有开展。关于战争胜负的判断，笔者 倾向于美国海军秘书长希拉里·霍比特(Hilary V. Herbert)的评价：双方接近平局，中方虽然损失了4艘军舰，但主力尚存;日方虽然1艘未沉，但损毁严重(实战中北洋海军曾经以为至少击沉敌舰3艘，未曾料到遭受重创、逃离战场的日舰居然被迅速修复了)，最终被迫在海战中主动退却。如果中方在海战中更多地使用开花弹而不是穿甲弹，中方的战果还要更大一些。长期以来，日方的受损情况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太多关注，这要归咎于双方海军保障能力的巨大差异：日方建立了良好的海军后勤保障体系，可以迅速修复受损军舰、恢复战力;而北洋海军后勤保障完全赶不上近现代海战的要求，受损军舰直至甲午战争结束也未能得到完全修复。

　　笔者曾综合梳理过中国(包括台湾地区)、韩国水下考古发现的北洋海军沉舰水下考古材料，撰写《致远舰水下考古的启示》和《致远、经远和定远：北洋海军沉舰的水下考古发现与收获》2篇小文，对甲午海战胜负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简述如下：①缺乏作战参谋系统，知己而不知彼;②缺乏有效的军事后勤保障体系;③战舰航速、速射炮和新型炮弹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而北洋海军在上述3个方面均处于劣势;④关于阵型，公允地说，北洋海军的“雁行阵”与日本舰队的“一字阵”都是基于自身火炮配置情况而设定的，各有优劣，但北洋海军旗舰定远舰在开战之初被命中，提督丁汝昌负伤失去对舰队的指挥(且未设置旗舰和舰队指挥官的替代方案)，遂使北洋海军阵型大乱，诸舰各自为战，局势不利。英国海战史学者、《铁甲舰时代的海战》一书的作者理查德·希尔也对黄海海战作了精辟的总结，他将海战胜负因素归结为海军保障、武器装备、将官素质、训练水平等多方面，笔者也认为颇有道理。

　　甲午海战是进入蒸汽机装甲战舰时代以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战;日俄对马海战则是铁甲舰时代最具决定性的一场大海战。正因如此，两场海战成为各国海军教科书上的经典战例。甲午海战10年之后爆发的对马海战，在国际军事学界受到的关注更在前者之上。1905年5月27日，日本联合舰队与沙俄舰队在对马海峡展开对决，日本联合舰队几乎全歼俄罗斯舰队，俄方损失战列舰12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6艘。此战使得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一战封神，获得了与英国著名海军将领纳尔逊齐名的声誉。海战中，东乡平八郎采用“一字型”阵型(与黄海海战类似)，率领舰队横亘在采用双纵队阵型的俄罗斯舰队阵前，并在开战之前做了大胆而冒险的一个U形转，取得舰队巨炮对轰的阵型优势[14]208-211。有人把甲午海战的失利归结为：北洋海军错误采用了 “雁行阵”，主张其应该采用纵队阵型;对马海战的实战中，俄罗斯舰队确乎采用了纵队阵型，依然败绩，说明“雁行阵”并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海防：洋务运动背景下的北洋海军基地建设

　　初拟北洋海防之时，李鸿章的主张是“渤海大势，京师以天津为门户，天津以旅顺、烟台为锁钥”，但李氏后来进行了一定的修正，用地理形势更好的威海取代了烟台。由此，北洋海防体系形成了威海、旅顺和大沽三足鼎立、拱卫京师之势。考虑到施工难度和经费压力，李鸿章决定先修旅顺，再图威海，大沽则是依托原有旧炮台设施进行增修、加固，同时在3处要塞兴修船坞，提供保障(图3)。威海则从大连湾、胶州湾、烟台湾等诸多备选地点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北洋海军提督府所在地，是为“根本重地”。到甲午开战之前，李鸿章以为北洋海防已可高枕无忧，称“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事实上，从日方战略和实战进程来看，李鸿章的布局真可谓有先见之明，日本方面计划兵分三路攻击大清帝国：一路直指旅顺要塞;一路以威海为目标;一路在长崎集结，随时待命准备进击大沽。三路大军的最终目标是大清帝国的首都—京师。黄海海战之后，日方先后攻克旅顺、威海2处要塞，北洋海军不幸全军覆没;清政府委派李鸿章对日议和，日军攻击大沽、剑指京师的方案未及付诸实施，但通过谈判获得了超乎预期的全部利益。

　　1889年，福州人萨承钰奉命巡查全国海防工事，撰《南北洋炮台图说》一书，对威海、旅顺、大沽、烟台、荣成等地的北洋海防炮台做了详尽的描述，是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北洋海防文献。可惜的是，此书现已残缺，图纸尽失，惟余文字。近年来，有学者对北洋海防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取得重要成果，这里重点介绍与甲午战争密切相关的威海与旅顺海防设施。

　　威海母港之海防设施

　　李鸿章在光绪七年(1881年)开始筹建威海军港，工程分3期实施，到甲午海战前的1894年5月初成规模，工程造价总计耗银3 075 584两。作为威海母港的标志性建筑—北洋海军提督署，是海军提督丁汝昌驻节之地，也在1889年建成(图4)。威海卫要塞的工程设计，由德国陆军大尉、要塞工程师汉纳根(Von Hanneken)担纲(他之前已设计过旅顺要塞的岸防工事)。史载威海卫要塞的施工极其考究，比如，明清时期各处炮台多采用三合土版筑的施工方式，威海则用石材(采自石岛的花岗岩，时称“石岛红”)，并使用了“洋灰”，工程质量堪称上乘。

　　由于战事吃紧，实际上威海卫各处炮台在战前又有改建增设，按照王记华先生实地踏查的结果，威海海防设施包括：海岸炮台11座，其中刘公岛4座(图5)，南北两岸各3座，日岛1座;陆路炮台4座，其中南岸2座，北岸2座(其中1座至甲午战争时尚未完工);甲午战争时期又增筑临时陆路炮台6座。威海湾南北两岸各设水雷营1座、水雷学堂1座、枪炮学堂1座;岛外修建子弹总库、火药总库各1座;在刘公岛上，建设大型铁码头1座，麻井子船坞1处;建屯煤所、机器厂、鱼雷修理厂各1处;建筑北洋海军提督署、水师医院、水师学堂、练勇学堂、电报局、电灯台各1所;总火药库1座。与此同时，北洋海军还花重金购置了一批岸防大炮，其中包括21~28 cm 3种大口径火炮30门。

　　威海要塞岸防设施设计周密、选址适宜、工程坚固、炮械精良，尤其是刘公岛和日岛上的炮台在实战中还是发挥了相当的威力。不幸的是，坚守炮台的陆军与北洋海军未能协同作战，各路援军又迟迟不到，使得北洋海军陷入困境。设计者汉纳根提请的威海卫要塞陆路炮台应该加强后侧保护的建议，也未得到切实执行，致使威海卫周边的诸炮台后方和侧翼防守薄弱，先后被日军攻陷。尤其是配置大口径火炮的南岸炮台被日军占领以后，对北洋海军和刘公岛上的守军形成了很大的杀伤，花费重金修建的炮台和购置的巨炮，反成敌军利器，令人扼腕叹息。

　　旅顺要塞的炮台设施

　　由于历史原因，旅顺军港的遗迹保存相对完好，是清末以来海岸线岸防设施保存最好的军事遗产(图6)。旅顺要塞的炮台设计，与威海一样，由德国人汉纳根完成，按照当时的说法，“新筑炮台营垒，全仿洋式，坚致曲折，颇据形胜”。旅顺港还有一个重要的海军设施，就是大船坞，是北洋海军重要的保障基地。今天旅顺炮台保留的现状，主要是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之后残留的战争遗迹，有学者对此曾经做过调查研究，本文主要参考张腾煜、丁文静发表的调查成果。

　　旅顺港东岸有黄金山、摸珠礁、崂嘴3座主炮台，西岸有老虎尾、威远、蛮子营、馒头山和城头山5座炮台。旅顺要塞的炮台体系中，以黄金山炮台最为重要，也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的交战双方反复争夺的关键阵地。根据萨承钰、王家俭等人的记载和考订，黄金山炮台中间是3处炮位各安装240 mm克虏伯大炮1门，两旁的5处小炮位各安装120 mm炮1门。炮台下方配有兵房、弹药库等。1898年，俄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强租旅顺与大连，此后按工兵上校维利奇科(Velicho)的设计方案，在北洋海军炮台的基础上改建旅顺各处炮台，计划东西两岸共筑22座炮台、配备124门火炮(至1904年日俄开战之时，实际建成20座，包括永久性炮台8座，临时性炮台12座)。当年清军最为倚重的黄金山炮台仍然在俄军的防御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编号为13号炮台，但炮台的形制有较大变化。

　　沙俄对旅顺港海防设施的改扩建是在北洋海军海防设施的基础上实施的，炮台选址多在清军炮台原址，但沙俄对旅顺港海防设施的设计更为系统、实用，实战中炮台的杀伤力更强。1904年2月8日，东乡平八郎率领日本联合舰队主力突袭旅顺，进入岸防炮台射程仅5 m，日军旗舰“三笠”号便被重炮命中。自此以后，日本联合舰队始终不敢正面突击旅顺港，俄军则依据坚固的海防工事与太平洋舰队的火力，坚守旅顺达4个半月之久。

　　威海、旅顺作为军港要塞，按照近代西方要塞设计理念，在汉纳根、维利奇科等人的指导下，构筑了堪称坚固的海防和岸防炮台。但这种炮台的设计，重海路而轻陆路，火力主要针对海上威胁。而日本2次攻击旅顺、1次攻击威海，均采用舰队在海面封锁、陆军从侧后翼包抄的战术，从陆路来解决问题，且3次均得手，可以算得上要塞战争的战术经典。比如，1895年，日军进攻威海，攻取南岸炮台，并调转炮口，轰击北洋海军和刘公岛守军，最终迫使北洋海军投降;1904年日军进攻旅顺，夺取旅顺港一侧的203号高地，居高临下用280 mm重炮精确轰击旅顺港内的俄国太平洋舰队，最终攻克旅顺港。

　　对于考古学界而言，国内有关港口的考古理论尚属空白，关于军港要塞的系统研究更是凤毛麟角。英国学者Michael Stammers曾经撰写《码头与港湾的工业考古》(The Industrial Archaeology of Docks & Harbours)一书，从港口码头、货物运输、服务设施和港口管理等方面，系统梳理了海港类遗产的内涵与解读模式，值得国内同行关注。

　　海战场：解读海上战争的水下遗产

　　海战区域往往即是沉船密集的区域，理所当然应该被列为水下考古的关注地点，但时至今日尚未引起国内水下考古学界的足够重视。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影响深远、规模空前的水战或海战，比如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湖北蒲圻)、元军灭南宋的崖山海战(广东江门)、郑芝龙击溃荷兰殖民者的料罗湾海战(福建金门)等。其中，有不少水战或海战战场现在已经得到水下考古的证实，比如，1646年杨展伏击张献忠的“江口沉银”遗址，考古证实位于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的岷江河道内，已发现了行船工具、武器和大量金银财宝[17-18];再如，1274年和1281年元军征日的鹰岛海战遗址，近年也在日本得到水下考古的证实，并发现了元军战船和武器。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传统意义上的北洋海域，留下了大东沟海域、旅顺-大连湾海域、威海湾海域、对马海域、胶州湾海域(日德两国在胶州湾的作战)等著名海战场遗址，其中旅顺-大连海域，还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2次海战。而今，上述海域已经成为中国水下考古的重点调查海域，致远、经远、定远、济远、高升号、伊丽莎白皇后号等著名战舰多已被调查发现或打捞。

　　海战场的地理环境、海底地形、潮汐规律都是影响战争的因素，同时也是水下考古必须予以关注的研究要素。日俄对马海战前，日军参谋本部对东亚海洋地理进行了深入分析，判断俄罗斯舰队的行军路线有 3条，而可供截击决战的最佳地点是对马海峡，实战中日本联合舰队以逸待劳，果然在此成功截击了俄国舰队[20]。中法马尾海战，法国选择退潮时机对福建水师发动袭击，是时两国舰队在闽江河口之内的马尾港毗邻而泊，福建水师在上游，法国舰队在下游，退潮时两军船头均朝向上游，此时开战，法国舰队可以用舰首大炮轰击福建水师，福建水师却来不及调转船头开炮，这也是开战仅仅半小时，法国舰队就得以全歼福建水师的重要原因之一。

　　海底地形对海战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甲午海战中，靖远、来远二舰在击伤多艘敌舰以后，自身亦为敌舰炮火命中而燃起大火，二舰结伴而行、且战且退，退至大鹿岛附近后，利用海底地形的掩护，背依浅滩，一面用舰首主炮回击日舰，一面全力灭火，最终转危为安并重返战场。经远舰的经历却相当惨烈，在4艘敌舰的围攻下，尽量依托浅滩且战且退，最终在大连庄河老人石海域沉没(图7)。比较耻辱的是，济远、广甲2舰在激战中临阵脱逃，“循浅滩而走”，济远舰仓皇逃回旅顺港(管带方伯谦后被斩首正法)，广甲舰却中途搁浅，第二天被循迹而来的日舰用鱼雷击沉;刘公岛海战的最后阶段，北洋海军的鱼雷艇集体溃逃，慌不择路，居然有多艘鱼雷艇在自家海岸线附近搁浅而被俘、被毁。

　　沉舰埋藏环境的考察，对于海洋环境史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比如，英国玛丽·罗斯号沉舰的埋藏堆积中，发现了1880年从美洲传入英国的大西洋舟螺(Crepidula Fornicata)，不但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年代信息，也为研究人类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提供了重要资料[21]。瑞典的瓦萨号沉舰，保存状况之好令人惊讶，打捞时排干积水以后，它居然可以自行漂浮在海面上，并被拖曳至预定港口进行考古清理工作。通过对沉没地点海洋埋藏环境的研究，发现低盐(波罗的海有水量充沛的淡水河注入)、低温(高纬度海域以及较大深度)阻止了海洋生物(特别是海蛆)对木质船体的侵蚀，同时这里的海流环境也有利于沉船结构保持稳定的状态而不至于被冲刷解体。有意思的是，中国泉州湾发现的后渚沉船，其船体之上的淤泥沉积厚度为3.2 m，按沉积率测算4.6 mm/a，正好与沉船文物反映的年代(约当1277年前后)相吻合，为判断沉船年代提供重要佐证。

　　海权：延续了一个世纪的话题

　　1890—1918年，被看作是世界海军发展史上的关键期，素有“海军时代(The Age of Navalism)” 之说;其时也正是“海权论”教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60—1914年)的生活时代。马汉的海权论三部曲，全部完成于甲午海战与对马海战前后：1890年出版《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年》;1892年出版《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1905年出版《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1911年，时近暮年的马汉出版了其海军思想史的经典作品《海军战略》。马汉生在甲午海战、日俄对马海战的时代，在分析世界各地的海战历史以后，他提出了一系列海权理论，其核心思想有3点：①“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②海防、海军和海权是海洋帝国的力量源泉;③海洋帝国的核心力量是海军，海军是海上野战军，其本质是进攻而不是防御。

　　时至今日，用马汉的海防、海军和海权的理论来解读甲午海战，仍然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比如，马汉坚决反对“要塞舰队”的作法，认为这样会使舰队成为要塞的附庸，极易被封锁而失去进攻能力iii。按照马汉的理论，晚清帝国的北洋海军、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一战”期间固守胶州湾的德国-奥匈帝国舰队，都被军事指挥者定位为“要塞舰队”，龟缩军港，不敢出击，军港要塞成为困死己方舰队的场所：甲午海战后期，北洋海军在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指导思想下，被日本舰队困死在威海湾;日俄战争期间，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被封锁在旅顺，直至全军覆没(图8);

　　“一战”期间，德国-奥匈帝国东方舰队被日军封锁在胶州湾，最终全军覆没—“要塞舰队”无一例外招致失败。

　　结束语

　　北洋海军沉舰、北洋海防设施以及近代工业遗产(主要是洋务运动时期的船政、军工、铁路、矿山遗迹等)的调查与研究，为我们从技术层面深入分析近代海军战略战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尤为重要的是，“海权理论”的提出者和海军教父马汉，曾深入研究这两场著名的海战，他的海防、海军与海权理论，也可以成为我们解读北洋海军和甲午海战的理论源泉。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水下考古出水了一批北洋海军官兵的个人物品，包括个人装备(如致远舰副管带陈金揆所用望远镜)、舰船工具、出入令牌、制式餐具、衣物鞋帽、饷银钱币乃至图书印章、烟袋与鼻烟壶等，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北洋海军的舰船生活场景：他们承袭了英国皇家海军的血统，洋教习随队管理，官兵训练有素、作战操练用英文发令;舰艇生活管理严格，令行禁止，官兵出入须携带令牌;将官喝咖啡、吃西餐，水兵中也有吸旱烟的，舰上生活场景可谓中西合璧;常年的海上漂泊，使官兵不免有思乡之情，出水的旱烟壶上有唐代诗人岑参“花迎剑配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的诗句，正是北洋海军苍凉孤寂的军旅心境的写照……凡此，莫不使人在沉寂的学术研究中，感受到故人的情怀和历史的温度。

文/姜波

本文来自《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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