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游商帮是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中唯一以县为单位组成的商帮，其经营范围涉及珠宝业、垦拓业、造纸业和印书业等领域。龙游商帮既不像晋商经营典当、票号，在金融市场叱咤风云；也不像徽商垄断盐鹾，在民生市场指点江山。龙游商帮无论发轫之初还是鼎盛之时，都毫无背景可言。他们凭借踏实、苦干、聪慧的经商本领鏖战商场，堪称“平民式贵族”。

龙游商帮的文化源流

龙游县（以下简称龙游）位于浙江省中西部的金衢盆地，毗连赣、皖、闽三省，控浙省西大门，居要冲之地。历史上，龙游有“四省通衢汇龙游”的美誉，素以“入闽要道”著称。龙游是浙江重要的盐道与饷道关口，“通浙孔道，馈饷之所必系”。龙游还是姑蔑（也作姑篾）古国发祥地，远古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自古文治隆盛。龙游独特的地缘优势造就了龙游人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特性。龙游境内兼具盆地、丘陵、河川等地貌，堪称“七山二水一分田”，耕地资源异常贫瘠。龙游人在农耕之余，借助水陆交通便捷之利，热衷商业活动，后渐成谋生主业。

北宋靖康末年，金兵窃攫中原，宋高宗赵构率官绅南渡临安（今浙江杭州）驻跸，史称南宋。南宋时，两浙地区迎来了高速发展期。时值衣冠南渡高峰，孔子第四十八世孙——衍圣公孔端友，迫于情势危急，与中原士绅一道南迁，后蛰居衢州，创制孔氏“南宗”一脉。孔氏“南宗”家庙立于衢州，孔子后裔则广建书院，坐馆授学，使儒学在钱塘大地蓬勃兴盛。“南宗”衢州孔庙与“北宗”曲阜孔庙同为孔氏宗庙，衢州被世人冠以“南方圣地”“第二圣地”的雅称。

儒家思想对龙游影响很大，当地人尊孔重儒，讲究仁义，民风朴实，经商颇讲诚信。在姑蔑遗风与儒学精粹的双重熏陶下，龙游人汲取了徽州、婺州、临安、建州、饶州等周边优

秀文化，秉持兼容并蓄之识，使得龙游商贾具有亦商亦儒的特性。书商童佩，生活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因售书而读书，因读书而藏书，因藏书而刻书，并广泛结交归有光、王世贞、胡应麟等江浙鸿儒名仕。童佩所作诗文，汇聚成篇，集刊于世，可谓儒商并举，是龙游商帮中的典型儒商。

龙游商帮在汲取儒家文化的同时，还浸染了江南浓郁的商业气息。明中叶以来，江南经济带的辐射作用愈发凸显，崇商重末之风日炽。在经商大潮的应召下，龙游名商辈出，难怪知县涂杰也不得不称龙游 “民庶饶，喜商贾”。明万历时，“龙丘之民，往往糊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天启时更是“几空县之半，而居家耕种者，仅当县之半”；迨至清初，龙游百姓外出经商者，已从明中叶的半数一跃至“十之六七”。

龙游商帮的经营秘诀

龙游县名的来历与“龙”字休戚相关。龙游，乃游龙也。相传，龙游得名于五代十国的吴越君王钱镠。据载，龙游原唤龙邱，蕴含了“坟邱之丘”之意。钱镠巡视此地后，认为龙邱一名寓意不吉，遂更名“龙游”。另一说法是，钱镠贵为吴越国君，天子巡幸四方，正暗合了“龙称君王，遨游天下”的祥瑞吉照，遂赐名“龙游”。

龙游一名充分体现了龙游人开拓、进取、行商天下的特质。龙游人果然名不虚传，在全国诸多商帮中率先崛起，成就了一番伟绩，一跃成为“十大商帮”之一。龙游商帮活跃于明嘉靖、万历年间，鼎盛于清雍正、乾隆年间，足迹遍布全国，世称“遍地龙游商”。

龙游商贾钟情于造纸业，源于龙游盛行的“竹文化”。龙游本是姑蔑国的发祥地。姑蔑国实为春秋时期的小国，依附于越国，疆域仅覆盖衢州全境以及兰溪、遂昌、金华及江西玉山一带。楚灭越后，姑蔑国并入楚国。姑蔑虽为小国，却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尤以“竹文化”称著于世，所以姑蔑亦作姑篾，“篾”即“竹”。浙西盛产翠竹，“太末山竹似麻”是龙游多竹的生动写照。据统计，龙游境内森林覆盖率达56.8％，其中约有40％为竹林所覆盖，竹海茫茫，令人叹为观止，堪称“浙西竹库”。

龙游“竹文化”的繁荣不仅体现在衣食住行和文化生活等方面，还为龙游商帮的崛起提供了契机。竹子是古代主要的造纸原料，盛产翠竹催生了龙游造纸业的兴盛。龙游造纸业肇始于东晋，龙游在晋代隶属会稽郡，“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真迹所用的纸大都源自龙游。龙游出产的土纸主要有南屏纸、大小黄笺和元书纸，尤以元书纸最为著名，在唐代属上等贡品。明清时期，衢州府的龙游、江山一带，造纸业尤为发达，渐成南方重要的纸业基地。龙游商人紧紧把握这一有利商机，在江浙、湖广、闽粤等地以售纸营生，主要为官府贡奉签函，为百姓供给便笺。龙游纸匠还研发了品类繁多的纸张款式，颇具现代营销理念。清代，龙游就盛产黄笺、白笺、南屏3种款式的纸张，而南屏纸又细分为焙、晒两种。当时，溪口村是龙游地区重要的造纸中心和交易中心，繁盛程度远超城镇。龙游造纸业的鼎盛时期，全县有纸槽317条，大多位于溪口山区，出产的土纸亦数额庞大。

海纳百川的龙游商帮文化

正值徽商与晋商酣战商场之时，龙游商帮在浙西一带迅速崛起。虽称为龙游商帮，但商民实际并非拘泥于龙游一地。清中叶，龙游商帮俨然成为浙西商人集团的代称，范围涵盖衢州府下辖的龙游、常山、西安、开化、江山五县商人以及金华府的兰溪县与绍兴府的会稽、山阳县商人，尤以龙游籍商人数量最多、经营活动最为活跃。

龙游商帮的发展历程可分为3个阶段，即萌发于南宋，鼎盛于明末清初，衰落于清光绪以后。南宋时，原本集聚于汴梁一带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内迁至两浙一带，官办丝绸、陶器、军工制造等手工业相继落户浙江，临安一度是全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浙西作为腹地遂悄然崛起。南宋朝廷为修葺官衙公署，将龙游木材大量运销至临安。同时，临安作为文化中心，印书纸张的需求量庞大，除临安、严州（今建德县）二府供应外，还需衢州、婺州二府供给。龙游商人见有利可图，遂将本地盛产的木材与纸张贩销至临安，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入明后，龙游刻书业渐趋勃兴。儒学大师唐顺之作《胡贸棺记》，详细记述了龙游商贾胡贸发家兴业的励志故事。年轻时的胡贸财赀窘困且无营生资本，但他善于装订书籍，技艺精湛。名冠江南的儒学大师唐顺之对胡贸精湛的书籍校编技艺以及深厚的学术功底赞不绝口。由此观之，龙游商贾不仅精通生营之道，而且亦儒亦商，才学非凡。

值得敬佩的是，明代龙游商人高瞻远瞩，善于发现商场“新大陆”，成为商界中最早参与“西部大开发”的拓荒者。龙游商人与徽商、晋商不同，他们将江南的商业气息带到边疆，成为傲居边陲的商坛劲旅。他们奔赴遥远艰苦的黔、滇、蜀等地，克服长途跋涉、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生活习俗迥异等一系列困难，扎根于西南地区，造就了辉煌业绩。

龙游商人的经营理念也非常先进，他们一面来到少数民族聚居区，从事屯垦事业，并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这里；一面利用自己雄厚的资金雇佣当地劳动者轮流开发垦拓。龙游商贾视土地为资本进行运营，采取雇工制度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作物，最后将收获的农产品投放回江南市场之中。这一举措意味着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农业生产资本，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在民族地区催生出了新的生产方式。据《皇明条法事类纂》所载，龙游商人与江西安福商人合计5万余人，跋山涉水远赴滇南经商垦荒，还一度引起明廷恐慌。

清代有众多商帮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世人对苏州洞庭商帮与徽商有“钻天洞庭遍地徽”的精辟概括，世称 “无徽不成镇”，而“无远弗届，遍地龙游”的商界谶语更是流布甚广。鼎盛时期的龙游商帮，不仅有龙游籍商人走出去，更有闽、皖、赣省商人内迁龙游定居，“加盟”成为新的龙游商人。鸦片战争后，尘封百年的国门洞开，外国资本虎视眈眈，传统商路受到巨大冲击。晚清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交通条件更是从“陆路时代”转为“海洋时代”，以宁波、舟山为代表的浙东沿海商业重镇，逐渐代替了龙游等浙西水陆城镇，临近的宁波、绍兴商人因与洋商接触频繁，逐渐抢占了龙游商人所缔造的显赫地位，以致世人感慨“遍地龙游之说，久不闻矣”，龙游商帮遂日渐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