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科学顾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生物多样性工作组中方主席、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理事及IUCN下属的物种生存委员会(SSC)地区副主席、濒危物种公约（CITES）动物委员会亚洲代表、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中国委员会主席；他主持的《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影响深远；他参与了包括都江堰、熊猫栖息地等在内的多个世界遗产申报项目……他是汪松，是中国世界遗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个人。

投身动物保护

不要像这盏不亮的灯

1933年，汪松出生在苏州。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汪松随家人坐船逃难至上海。在上海，汪松就读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50年，汪松考入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师从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国际著名遗传学家谈家祯等生物学界前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浙大的理学院全部转到上海复旦大学，于是后两年他在复旦生物系完成了学业。毕业典礼上，汪松的老师、中国生物科学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张孟闻指着角落里的一盏灯泡坏了的灯说：“你们将来不要像这盏不亮的灯。”这句简单的话，汪松记了一辈子。

毕业分配填志愿时，汪松坚定地选择了北京，原因很简单也很朴素：“我要到毛主席身边开展研究工作，接受毛主席检阅。”

↑ 1979年IUCN/WWF代表团访华留影，后排右六为汪松。

在中科院动物所，汪松师从寿振黄先生。寿老是中国脊椎动物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寿老在中科院是出了名的“严师”， 特别重视通过野外调查和采集工作来培养人才。在寿老的带领下，汪松开始了我国早期的哺乳动物学考察与研究，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在人迹不至的原始丛林里睡过铺油布的雪地，也在环境艰苦的保护区“当过几天野人”，食物只有一包面粉，用雪水和盐巴和好，烤烤就吃了。期间，汪松组织和参与了多个地区的哺乳动物资源考察和志书的编写，包括第一个熊猫保护区四川王朗的考察。

作为骨干，汪松参与和协助编写了我国首部哺乳动物专著《东北兽类调查报告》以及《中国经济动物志》《中国哺乳动物图谱》等著作。他主持编写的《中国哺乳动物分类检索》，惜因“文革”开始未能正式出版，但被东北林业大学作为教材并被流行病研究部门作为鉴定宿主动物的工具书，一直沿用至今。

科研如同体育

必须参与国际交流和竞赛

1979年国门初开，以Peter Scott爵士为团长的IUCN/WWF代表团首次访问中国。汪松作为中科院代表，参与了环保部门负责接待的双边谈判及在北京饭店签署“IUCN/WWF代表团访华谅解备忘录”的仪式。因为WWF的会徽是熊猫，那些年还正赶上竹子开花、熊猫遭灾挨饿，在汪松的建议下，熊猫保护成为了第一个合作项目。

IUCN/WWF代表团的访问，促成中国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当时的汪松作为中国政府的观察员，首次走出国门，辗转法国、美国，再到中美洲哥斯达黎加，参加《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二届大会（1979）。两年后中国成为CITES缔约国。国务院指定林业部和中科院分别承担我国履行该公约的管理机构和科学机构。从此，汪松逐渐转向野生动物的保护研究。

1980年IUCN和WWF发表了同时含有中文版的《世界自然保护纲要》（WCS）。1987年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自然保护纲要》。汪松同时担任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和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参与《国家自然保护纲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制订，发起和参与主持《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的制定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评审；受国家林业部委托主持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制定，协调麋鹿重引回项目、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的评估和申报工作等。

↑ 汪松在大英博物馆和英国剑桥大学进行学术访问。

“做科研，绝对要跟体育一样，必须要国际交流！”这是采访中汪松多次提到的一句话，“中国不参加IUCN等国际组织，等于中国体育没有参加奥林匹克一样，置身于国际环保大家庭之外啊！把人家好的学过来，甚至要参与制定国际比赛的游戏规则，我一直坚持着这个信念。”继IUCN、WWF之后，还有许多自然保护组织陆续进入中国，带来了技术、资金和新的理念，促进了自然保护在中国的发展。

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由各国首脑参加的最大规模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此次“地球峰会”上，签署了有历史意义的《里约宣言》和两个公约，其中就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国是六个最早批准该公约的国家之一。身为中国政府代表团高级顾问的汪松在会场独家拍下了公约签署的历史画面。此时的汪松已彻彻底底地扎进了野生动物和自然遗产保护领域。

严谨治学

我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科学家

从1992年起，汪松开始担任第一、二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委员、秘书处顾问和生物多样性工作组、生态安全课题组、保护地课题组中方组长，他就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每年通过这个国务院的高级咨询机构向政府提出了不少关键性建议。在任14年中，他两次获得“环发杰出贡献和国际合作显著成就奖”。同时，汪松还身兼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科学顾问、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中国委员会主席、全球最大的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理事等多个专业职务。

汪松主持了很多影响深远的专著，如《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中国的保护地》等，还发起和参与主持了《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生物多样性》杂志、《世界自然保护信息》等。他走访40多个国家，组织和推动了多次国际生物多样性研讨会和论坛，有效促成了国际社会同中国各地区的国际交流和合作项目。2003年，为了表彰其在野生动物保护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作出的贡献，英国爱丁堡市将当年的科学奖授予这个“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他成为我国获得这一重要奖项的第一人，也是获此殊荣的首位亚洲学者。

“科学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我不觉得自己是个保守的脑袋瓜，但是我觉得科学必须要一板一眼，一步一个脚印。”世家教会汪松的就是“保守地做学问”。

↑ 汪松探望他的姨丈、著名几何学家陈省

在过去的考察中，汪松和他的同事们所采到的每只标本全要做成假剥制标本：剥制兽类标本，从称体重和测量各项外形量度，到剥下外皮、除净残肉和油脂、涂防腐剂、填充、缝切口、固定等全过程，最快要15分钟，再剖检胃内食物碎屑和繁殖器官的情况，又需5分钟。每日若采到几十只标本，工作人员全部动手，也需四五个小时。“现在哪还有人在做这件事啊！从事兽类学研究的人不会采集和制作标本怎么行？文革以后都搞实验室了，没人做这些了。”说到这些，汪松非常痛心，“美国国家博物馆的哺乳动物标本从80年代50万，到现在的60万号，全世界最多，我们始终停留在2万多号。不大量做标本，不在实践中找出自己的差距，向内行人不断请教，不重视基础，不了解历史……这都是现在做学问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先天不足，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连有些什么家底都不清楚还怎么研究？”

↑ 1956年汪松（右三）在长白山区考察。

在政府机构的会议上敢于实话实说、并提出积极的意见方面，汪松在国家环保和林业部门曾经是“出了名的”。担任国务院环境顾问期间，他对于伪科学的揭露更是毫不留情。上世纪70年代开始喧闹的神农架野人，作为第一时间受命调查的汪松，毫不含糊地戳穿假象，并在《光明日报》撰写文章说明真相。更别说“华南虎”事件中，他在接受CCTV新闻调查、东方台、新京报、凤凰台的电话采访时，第一时间质疑照片的真实性。

↑ 2003年，由于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等领域的杰出贡献，汪松获得爱丁堡奖，图为奖状。

本文来自《世界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