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鼎盛时期的明代，数量达到3000多家。经过清代的“改土归流”，许多土司被废为庶民，原先土司的司城、衙署、府邸、庄园等也大都逐渐荒废破败，有的成为废墟即遗址。这些土司遗址经过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等运动，实际保存下来的并不多。

    所以，较完整保存到现在的土司遗存相当珍贵，有10处土司遗址已经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贵州遵义播州海龙囤、湖南永顺彭氏老司城、湖北咸丰唐崖覃氏土司遗址和鹤峰容美田氏土司遗址作为中国土司遗址的代表，2012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下面，就让我们简单地领略这几个土司遗址的风采。

海龙囤遗址：杰出的古代山城防御体系 

    海龙囤遗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及红花岗区。遵义古称播州，自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杨氏土司始祖杨端入主播州，开始杨氏统治播州的历史，至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明王朝平定播州杨氏土司叛乱，废除播州土司为止，杨氏土司共传27代30位土司725年。播州是唐末至明末播州杨氏土司统治的中心区域，留下了丰富的土司文化遗存。海龙囤遗址包括了杨氏土司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即海龙囤遗址、养马城遗址及杨氏土司墓群。

海龙囤遗址是播州杨氏土司的夏季治所和战时军事中心，位于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海龙囤村，距主城区28千米。遗址的中心城址海龙囤雄踞于巍峨的大娄山脉东支的龙岩山上，地势险要，早在宋代杨氏土司时这里就修建堡寨，以后又不断扩建，至明代晚期已经是一座规模宏大、防御体系完备的山城。城址本身分为内外二城，内城构筑于山上，利用峰顶周围的天然陡坡和悬崖，加筑石构城墙而成。城前有飞龙、朝天、飞凤三关门，后有万安、西关、后关三关门，城内有新老衙署、住宅、库房、兵营等设施。外城是从内城墙延伸至山前的一道基本围合的石构城墙，外城墙的东西两侧依据地形地貌建有铜柱、铁柱、飞虎三关门，其中飞虎关及关前的三十六步天梯尤其险绝。

    养马城遗址位于海龙囤东约5千米的高坪镇大桥村养马村民组的山头上，总面积约2平方千米。据文献记载，该城始建于唐末，沿用至明末。城址规模宏大，城墙周长约6000余米，高3至6米。城墙有石构城门6座，除一座城门为券拱门外，其余五个城门均为叠涩门，形制比海龙囤还古老。城内有大型建筑基址，但因未经考古发掘，建筑布局不明。该城地势相对平旷，与海龙囤形成了山下城与山上城的相互补充的体系。

    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已经发现5处，有确切资料可考的杨氏土司及其夫人墓葬7座，其中尤以坪桥村杨粲墓和鸣庄村杨氏土司墓群最具代表性。杨粲墓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坪桥村皇坟嘴，墓为并列双室，系南宋播州第13代杨氏土司杨粲夫妇合葬墓，也是目前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宋代石室墓。鸣庄村杨氏土司墓群位于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鸣庄村的两道山梁上，由播州4代土司墓组成，每座墓均系石构、夫妇并列双室或多室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雕凿精美，是这一地区高等级墓葬发展演变的物证。

海龙囤遗址是中央王朝与边疆地方势力关系的一个缩影，是明末著名战争“平播之役”的主要战场。其建筑防御理念影响到南宋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的建立，并由于蒙哥大汗战死于由播州杨氏土司谋士营建的合川钓鱼城下，改变了南宋抗蒙战争的发展进程，间接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历史。 

老司城遗址：优秀的西南山水城市

    老司城遗址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灵溪镇司城村，距县城19.5千米。这里是永顺彭氏土司历代中心司城所在，从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起，直到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另迁它处为止，历时近600年。遗产区由老司城的山水环境、中心城址、外围遗迹构成，总面积25平方千米，核心城区面积25万平方米，是中国目前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全面揭示的土司城堡遗址。

    其中心城址依山傍水，后有四面山脊为屏障，前有灵溪河为湟濠。城内沿河而下分布着宫殿区、衙署区、居民区、教育区、墓葬区和宗教祭祀区，这些区域既相对独立，又通过街巷、道路和河流彼此串联、随形就势，构成了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景色宜人的山地城市。城址中的彭氏宗祠、玉皇阁、文昌阁、子孙永享牌坊等古建筑保存完好，古城墙、古街道、排水沟渠、土司墓葬群等仍然可见。老司城中心城址是中国西南山水城市的优秀范例。

    其外围遗址主要以城址为中心沿灵溪河分布，共23处，主要有休闲遗址、军事遗址、宗教建筑和宗教遗址，以及连接着些遗址的古道路。休闲遗址有碧花山庄、钓鱼石台、石刻题记等；军事遗址有钦监湾遗址、查老院遗址、谢圃公署等；宗教建筑有祖师殿和玉皇阁，宗教遗址有观音阁和八大神庙等。这些外围遗址连同山水环境，烘托着中心城址，体现了政治与军事、人文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

在明代晚期，彭氏土司奉朝庭征调在抗倭过程中功勋卓著，建立了“东南第一功”，受到了朝廷的褒奖。

唐崖和容美土司遗址

    唐崖土司遗址位于湖北省咸丰县尖山乡唐崖司村。自元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覃氏始祖被封为安抚司后，一直到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被废除前，唐崖土司16代389年的司城都在这里。城址西面倚靠玄武山，东临唐崖河，东西长1200余米，南北宽600余米，总面积约75万平方米。地势西高东低，以东西向的中轴线依地形对称分布。城址从外至内分为三重，分别为外城、内城和宫城。城内功能分区比较明显，街巷纵横，既构成完备的交通网络，也是城内各区和各个院落的边界标志，形成了“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落”的总体格局。

容美土司遗址位于湖北鹤峰县容美镇屏山村，这是容美田氏土司治所的遗址。容美田氏土司自元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和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先后被元王朝授予黄沙寨千户和明太祖授予容美宣抚司宣抚使起，直到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容美土司被废除止，共传15代23土司425年。目前保存较好的遗迹有爵府、中府、南府、细柳城、万全洞、万人洞、情田洞、天泉山关寨、西坪府寨、水寨、九峰桥等，分布范围44平方千米。其中营建于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的爵府遗址前面临街，石构台基的主体建筑有三进院落，两侧有读书台、戏台、演武厅、地牢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以天然石灰岩洞穴营建府邸是该遗址的主要特色。 

土司制度：早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土司遗址是中国古代中央王朝统治西南少数民族区域所采取的独特羁縻·土司制度下的产物，其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顺应自然山水和地形地貌，其建筑兼有汉文化风格和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展现了汉族与土家族和仡佬族等古代族群的族群互动和文化交流。

    作为中国古代中央政权针对西南地区族群的间接统治策略和手段，土司制度是一种早期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三组土司遗址不仅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的这些土司的发展历史，同时也反映了从“羁縻制度”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演变过程，是这些古代族群文化和已经消失的土司制度文明的实物见证。

    客观上，土司遗址承载着中国古代中央政权与西南地方、西南地方与周边地区及东部地区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三组遗址分别与唐末五代军阀割据、宋末元初的宋蒙战争、元明之际的政权更替、明代后期的抗倭战争和平播之战、清代前期的改土归流等重大历史事件有直接的联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两大基本关系之一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直接反映。

    另外，土司遗址作为具有区域政治中心和军事防御堡垒双重作用的典型山城遗址，是西南地区古代族群维持自己政权而建设的山地建筑典范。山城的建设者充分利用地形地貌，人工建筑与自然地物相得益彰，构成了完整的山地军事防御体系，充分反映了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完美交融，成为公元10至17世纪山地城市和建筑的杰出范例。 

土司遗址独特突出的普遍价值 

    以上土司遗址都完整地包含了遗产本体及其环境，具有世界文化遗产所必需的独特普遍价值。

    在全国现存土司遗址中，老司城、海龙囤等土司遗址延续时间长、土司等级高、遗址规模大、遗迹种类丰富，并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在土司遗址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这些土司遗址与已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山城遗址高句丽山城相比，二者都有石构山城和石构墓葬，但二者的年代和文化传统都不同，各具特色；与已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山城遗址合川钓鱼城相比，土司遗址构筑山城的传统开始较早，海龙囤的建造者播州杨氏土司还是钓鱼城抗蒙山城体系的主要谋划者，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不同的是，钓鱼城是仅短暂存在的战时城池，而海龙囤却是长期使用的土司治所。

    可以与土司遗址进行比较的世界文化遗产有秘鲁的马丘比丘遗址、斯洛伐克的斯皮什城堡等。土司遗址与马丘比丘遗址虽然都位于山上，都以石料作为主要建筑材质，并且都是某种已消失特殊文化或传统的见证。但马丘比丘遗址的性质为贵族休憩及宗教场所，与土司遗址作为平时政治中心、战时军事中心和重要战役的发生地，在性质上有根本的差异。土司遗址与斯皮什城堡相比，二者都是为防御不安定因素而建立的具有浓厚军事防御色彩的城堡，都受到了蒙元军入侵的影响，都属家族所有并与周边遗存息息相关。所不同的是：每个土司遗址始终为一个家族所有，而斯皮什城堡曾数度易主；土司遗址是一种特殊政治制度的见证，斯皮什城堡不具备这类独特政治制度的见证价值。

    可以说，土司制度体现了古代中国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智慧，为今天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提供借鉴。作为这一特殊政治制度的产物和典型代表，提名遗产的土司遗址见证了羁縻·土司制度产生、形成、鼎盛及消亡的全部过程。土司遗址的城池选址和建筑布局匠心独运，既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又坚持自身崇尚自然的传统，是我国古代山城的杰出代表，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本文来自《世界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