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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文明古国希腊又一次上了国际新闻的头版，不过可不是什么光荣事迹——面对欧洲中央银行和世界货币组织到期的债务，希腊现政府一再要求推迟还款期限。6月20日欧元区财长拒绝希腊要求紧急援助的请求，希腊未能于当天偿还15.5亿欧元世界货币组织贷款，希腊成为该组织史上首个违约的发达国家。为防止出现希腊金融局势失控，希腊总理齐普拉斯28日晚发表电视讲话说，希腊各银行将根据中央银行的建议停止对外营业并实行资本管制。

同日，希腊议会议会投票表决通过总理齐普拉斯就援助计划进行全民公投的提议，于7月5日举行全民公投决定希腊是否接受债权人提出的纾解债务的方案。该方案的核心就是：希腊如果想得到欧洲中央银行的财政援助，前提条件是削减国内开支，实施财政紧缩的政策。换言之，希腊无力偿还债务，已经陷入国家破产的境地。

何为“国家破产”

从财务原则上讲，破产主要是针对公司而言的，破产是指当债务人的全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通过一定程序将债务人的全部资产进行平均受偿，从而使债务人免除不能清偿的其他债务，并由法院宣告其破产解散。“国家破产”这个概念是 2002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来的。它是指一个国家对外资产小于对外负债，即资不抵债的状况。通俗地说“国家破产”就是指这个国家无力支付外债。企业、个人对外资不抵债时可以申请破产，国家对外资不抵债时也可以申请破产。

“国家破产”更像是一个形容词，以体现一国经济形势之危急；而不是一个动词，并不预示着一个国家马上就会吹灯拔蜡、改换门庭。

国家破产一般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主权债务违约。主权国家由于特定的经济原因或其他原因，无法履行其到期债务本息的支付责任，甚至是无法支付到期的利息，那该国就遭遇偿付危机，面临“国家破产”风险。这个定义主要是从债务债权的财务分析原则进行界定的。这就是目前一些欧洲国家可能面临的风险。这实际上是一种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或主权债务危机。针对违约的对象，一般可以分为内部型违约和外部型违约，内部型违约主要是针对国内的债权人，外部型违约是针对国外的债权人。由于外部型主权违约的影响更大、更复杂，往往引发更为密切的关注。

二是政府的变更。一般而言，政府的正常更迭是不会改变前政府承担的信用承诺，不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债务债权关系。但是，如果一个新政府质疑前政府的合法性，那就有可能否认前政府的信用行为，从而不承认前政府的债务责任，此时，这个国家也面临“国家破产”的风险。比如，苏联成立后，它就完全废除了沙皇政府和克伦斯基政府的债务。

三是国家的消失。严格意义上，这是“国家破产”的最本质特征。但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消失，往往会有一个新的国家或几个新的国家产生，新国家或其中一国经常会承担此前国家的主要债务债权责任。但是，如果新的国家不承认此前的债务债权关系，那完全意义上的“国家破产”就产生了。“国家破产”虽不至于葬送作为实体的国家和政府，但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它葬送了国家和政府的公信力。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蔓延，在“国家破产”或濒临“国家破产”的国家越来越多，其名单因此有越来越长的趋势：冰岛、阿根廷、波多黎各……然而，这其中最出风头的还是希腊。

希腊国家破产探因

希腊原本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发达国家。然而，自从2009年以来，这个国家在经济上陷入了严重困境：希腊实际GDP萎缩25%以上，希腊人收入持续下降，失业率接近30%，青年失业率超过50%。读者不禁要问，希腊经济究竟是怎么了？何以会沦落到国家破产的境地？

首先是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阻碍了希腊的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去工业化”是使希腊陷入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2002年希腊正式开始的欧元区生活使其彻底地被去除了核心工业竞争力，并伴随而来人才流失、资本外逃等生产要素缺失的严重现象。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经济学教授赵永升认为，“去工业化”不是什么新鲜的现象，任何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如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都遭遇过。但与欧盟发达经济体“工厂外迁”不同的是，希腊的“去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加入了“欧共体”（欧盟的雏形）和欧元区。欧盟首先作为一个“政治联盟”，而欧元区则是一个“货币联盟”；无论是政治联盟，还是货币联盟，都会自动促使其联盟内部的各个成员国之间，进行“最佳化”和“最大化”的生产专业分工。

任何工业和生产都是讲究效率的，在一个联盟内部处于工业和生产强势的一个或几个成员国，尽管为数不多，但凭藉其历史和工艺、资金和技术、规模和价格等优势，在同一个联盟内部但处于工业和生产劣势的诸多成员国，通常为数众多，其工业和生产自然而然地就会被前者吸将过去并“收入囊中”。加上希腊又是一个小规模的经济体，因而除了农业（较发达）之外，希腊现在只剩下服务业和旅游业两大产业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这两大产业受外部经济因素影响很大，2008年经济危机来临后，希腊日子立马不好过，紧接着就迎来了2009年的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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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也在几年前遭遇破产危机，图为冰岛民众。）

其次是高福利制度使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雪上加霜。加入欧元区后，希腊大幅提高本国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在工资、失业救济等方面逐渐向德、法等国家看齐，其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20%以上。希腊人享受上好的福利，一年领14个月工资，61岁可以退休，退休金在工资的九成以上。这使得不少希腊人宁愿坐等政府补助，也不愿意出去工作。这种把每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都完全包了的做法，虽然纠正了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但导致了政府债务和赤字扩大、损伤经济发展等弊病。

高福利制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让更多的人失去了责任感。原因在于，福利让很多人不愿意去生育、储蓄，更多的是享受过度消费，失去了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这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危机。因为福利政策给予无业者和失业者的社会保险同在职人员的收入相差无几，他们依赖社会保障不但可以维持基本生活，而且不用纳税，其结果是不愿意工作的懒汉越来越多。这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现实的问题。笔者想起《红楼梦》第一百零六回中提到贾政查账，发现“近年所交不及祖上一半，如今用度比祖上更加十倍。”这大概也是希腊现如今的真实写照。

对中国的启示

希腊债务危机已经从经济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社会动荡、经济衰退使国民生活陷入困顿。中国应该可以从中吸取以下经验教训：

首先，应该坚持工业化，提高核心竞争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就是以工业为核心的制造业的发展。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比较优势，这是核心竞争力的来源。中国应该利用自身工业体系健全、市场庞大、劳动力高质量足且基础设施完毕备的优势，集中力量发展诸如航天、生物工程、客机制造、核电、洲际交通网、洲际电网等核心产业，这些产业的产品复杂、产业链长，技术门槛高且对工业人口及市场有极高要求，一旦成功，面对的竞争对手少且利润巨大，并可很大程度上提高中国的核心竞争力，甚至在某些市场上形成近乎垄断的优势。

其次，摆正福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家在搞福利时就应当量力而行，最好在保障民众基本生活的基础之上，能够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激发民众的创富潜力。只有蛋糕做大了，才不至于坐吃山空，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首要目的就是生产财富，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完善的福利制度：让看病贵、上学贵、养老没着落的问题得以解决。换言之，福利要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不是阻力。

到目前为止，希腊民众的苦难好像还没有结束。这个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历经无数风雨而屹立不倒，这次的债务危机对它而言大概只是历史长河中不值一提的小小涟漪而已。希望希腊和其它国家能够吸取此次危机的教训，更希望希腊这个文明古国早日走出危机，迎来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