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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世界》

开博时间:2016-11-21 21:27:00

《生命世界》杂志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植物学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于2004年4月创刊。《生命世界》杂志依托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雄厚资源,集中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作者队伍,以认真严谨的编辑态度确保稿件的质量及科学性,并以生动准确的语言、精心的版式设计及精美的印刷品质确保阅读的舒适与愉快,希望为关注生命、热爱自然的读者构建一个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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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民的战斗——细说中国古代抗旱

2009-12-27 18:37:28

  据邓拓先生《中国救荒史》中统计,中国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59年的2155年间发生的5258次灾害中,水灾1037次,旱灾1035次,位列所有灾种的前两位。两大灾害中,较之重大水灾常造成瞬间爆发性破坏相比,重大旱灾则往往绵延数年而对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持久性的破坏,因此也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对于一种“靠天吃饭”的农业文明,我们对最为频繁出现的水、旱灾害的文献记载达到了惊人的详细与丰富。在幅原辽阔、干湿不均的自然条件下,由于科学技术不够发达、防灾意识差及应灾组织能力的欠缺,一般性旱灾,如典籍中所称的“旱”或“大旱”在古代帝国非常普遍,几乎年年有之,可谓见惯不惊。但历史上的一些“重旱”乃至“极旱”,即文献中出现的“赤地千里”、“人相食”的记载,其影响深重、触目惊心,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由干旱而导致的旱灾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互作用形成旱、虫、饥、疫多重性灾害链。所谓虫灾,即蝗灾。大旱常与蝗灾结伴而行,交互为虐,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洛阳发生蝗灾,“草木兽皮虫蝇皆食尽,父子兄弟夫妇相食,死尸载道”。旱灾又常常导致大饥谨,而饥谨使百姓群体抗病能力大大降低,因而为疫病流行创造了条件。据历史文献、气象资料、年鉴、报表和地方志的统计结果显示,15至19世纪的500年中,我国共发生了15次旱灾,其中14次旱灾有瘟疫相伴而生。明嘉靖六至八年(1527—1529年),黄河、淮海、长江、珠江等中上游部分地区发生特大旱灾,干旱中心位于太行山以西的河套地区、关中平原与河南省,集旱、蝗、饥、疫于一体,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人畜死亡不计其数。因此,旱灾所引发的持续、综合性破坏力对中华文明的积累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

  旱灾发生后,最直接的受灾点当然是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主体。旱灾导致大批农业人口的死亡和流徙。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三次重大旱灾即所谓“极旱”,一是东汉末年三国时的旱灾。据史书记载,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七月,“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人相食啖,白骨委积”;汉献帝建安二年(197年)“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两次大灾荒,出现了人吃人、地区人口死亡殆尽的现象。二是明末清初(1637—1646年)发生了持续近10年的旱灾,这也是历史记载所见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大、受灾人口最多的旱灾。它始于陕西北部,终于湖南,遍及相当于今天近20个省市,波及中国一半以上人口。三是清朝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五年(1874—1879年)持续六年之久的北方大旱灾。干旱从华北扩大到黄淮海平原及长江上游、下游地区,波及中国一半人口,估计灾民达到2亿人,死亡人口达1000万,是20世纪前有记载的死亡人数最多的旱灾。这些重大旱灾导致的死亡人数巨大,由于劳动力减少、耕畜和农具等的损失及土地的大量荒芜,阻断了正常的社会生产,对社会生产与物质积累的破坏性影响是难以设想的。

  以“三农”破败为中心,进而形成一种扩散波,对城市、其他产业和整个社会产生冲击与影响。由于灾民的逃亡是以躲避饥饿为目的,所以他们总是走向那些心中想象的富裕的地区如城市,或者有大量荒地可耕种的边疆地区。大量难民、饥民流入城市,他们往往被称作“浮浪人口”,成为贫民阶层的主要来源。当众多的灾民为饥饿所逼濒临绝境之时,就会铤而走险抢米抢粮,甚至为匪为盗,造成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社会的动荡不安。同时,灾害造成大批人口的流徙,也改变了迁出地与迁入地的人口结构。如唐代中后期以后,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往往形成北方灾民向发达的江南地区流动的情况。如清代光绪初年,江北大旱,山东、安徽饥民纷纷渡江,前往苏州、常州的流民人口近千万。清人陶誉相《逃荒诗》:“淮徐大水凤颍旱,千人万人争逃荒。逃荒却欲往何处,闻道江南多富庶。”正是对这一现象的忠实记录。这种因灾害而发生的人口流动虽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口分布,调整经济结构,但其迁徙的盲目性与非常态,往往产生更多的消极作用。


  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古代中华帝国,其政治稳定性自然也受制于小农经济自身状况。细数中国历史,有不少帝国的灭亡也直接或间接导因于旱灾。如王莽末年,旱蝗饥疫尤甚,“枯旱蝗虫相因……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王莽政权的昙花一现不能不说与旱灾下激化的社会矛盾有重要联系。东汉末年的大旱灾加之军阀混战,致使流民遍野,也是汉室最终被取代的重要历史背景。而到隋唐,三百余年间共有九次重大旱灾,其中七次发生在唐后期,足见它对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影响。至明末崇祯帝在位期间,外有清兵临境,内有连年旱灾,导致经济全面崩溃和社会动荡不安。最终,李自成、张献忠率领灾民、流民在陕西关中举起义旗,在1644年攻入北京,宣告了明朝的灭亡。

  当然,有时自然灾害也会促成一些政治改良。弗雷泽在《金枝》中指出,用巫术去控制雨水是世界各民族中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早在中国古代,就有商汤因苦旱而以身祷于桑林之祭的传说,以后历代统治者也常有行雩礼以求雨的行为。西汉时,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思想,认为“灾者,天之谴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也就是说,发生旱灾这样的自然灾害,完全是“时政”有失。这就迫使统治者从自身找原因,进行一些政治改良,因此形成了中国政治文化思维源远流长的一脉。

  事实上,旱灾对社会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文化及日常生活等各方面所产生的深远而复杂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日常想象与表面观察。这里举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是北宋王安石变法与旱灾的关系。宋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为宰相进行变法新政,而朝廷内部对此一直争议不断。熙宁七年(1074年)是大旱之年,干旱引发了饥荒、盗贼等社会乱象。在“天人感应”的阴阳灾异思维影响下,神宗皇帝也被迫下《旱灾求言诏》检讨政治得失。对王安石新法怀恨在心的反对派也因此终于找到突破口,对变法派发动攻击。有大臣上《流民图》,称:“天旱由王安石所致,若罢安石,天必雨”;王安石最具重量级的政敌司马光则上《应诏言朝政网失状》,认为废除新法,“雨必沾洽”。最终迫使神宗皇帝将宣言“天命不足畏”的王安石撤职,改革也全面停止。当后世勾勒北宋“积弱”的形象时,很难想像一场旱灾对这个王朝的影响竟如此深远。

  尽管旱灾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发生了不可轻忽的消极作用,但作为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我们的先祖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抗灾经验,逐渐形成了灾前预防,灾时抗御、赈济和灾后补救恢复的一系列配套环节,以尽量减少自然灾害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

  从灾前预防看,中华文明对灾异气候的关注使我们很早就有对气候的观察与记录,积累了大量的有关干旱与旱灾的资料,有利于我们对旱灾的认识与防治。早在秦汉时,向中央朝廷汇报降水情况的“奏报雨泽”就形成为一项制度,是地方官员职责的重要内容。而且先祖们对历史时期由于过度开发所造成的生态问题也颇有警觉。早在秦汉时,贡禹在探究当时灾患频仍的原因时,就敏锐地指出:“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至明清以后,相关的记载与言论也更加丰富深刻。


  当然,最有效的预防干旱的措施莫过于水利工程的兴修。古代的抗旱水利既有凿井开渠等一般性农田水利建设,也包括运河漕运及河道疏浚等大型水利工程。由于中国古代文明前期的重心在北方,相对缺水的北方地区也开挖了大量的水利工程抗旱解涝。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专家郑国在关中开凿了郑国渠,是关中最早和最大的引水灌溉工程。它沟通泾水和洛水,全长一百五十余公里,灌溉农田四万余顷。它不仅解除了干旱威胁,还提高了土壤肥力和农作物亩产量,使关中自此成为“沃野,无凶年”的福地。当时魏国西门豹与史起引漳水溉邺的漳水十二渠,也是一项创造性的水利建设,对河北地区的排旱解涝起到重要作用。西南地区的成都平原则有李冰父子修都江堰水利工程,集灌溉与防汛为一体,使成都从此成为“天府之国”。两汉时期,作为政治中心的关中,其农田水利网更为密集,修建有大量的人工灌渠,如郑白渠、六辅渠、龙首渠、漕渠、成国渠、灵轵渠等。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盛世时代无不重视水利工作的兴修与维护,定都长安的隋唐帝国的关中水利网也更为完善。

  备荒粮食的储存也是防灾的一项重要手段。早在汉代,中央政府就设立了众多的粮仓,如敖仓、京师仓、太仓、常平仓等。隋唐时的粮仓设置更多,也更为完备。“诗圣”杜甫的名篇“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正是对盛世储粮的生动描述。此后的宋、元、明、清历代王朝也都把储粮备荒作为重要的抗灾手段。国家所设常平仓、义仓等,主要用于平粜,即丰年用较高的价格买入,灾年再用低价格卖出;如遇灾荒,还可赈贷,以此来调节灾害而导致的粮价走高。此外,一些技术革新也是有效的抗旱手段。如汉代采用精耕细作的代田法和区种法,保证有限的水肥发挥重大效用,或者调整农作物品种,在缺水区种植耐旱作物如粟稷或小麦等。

  灾时抗御与赈济对策主要在旱灾发生过程中发挥作用。作为外部条件的自然环境,唯有通过社会的内部条件,才能对社会发生影响。因此,人的行为与活动,特别是作为公共管理组织的政府机构的行动,会直接影响旱灾的程度与抗旱的效果。由政府出面,全局调配人力物力,实行系统配合,化被动为主动,对于减轻或消除旱情有着重要作用。这在中国古代被称作“荒政”,即针对灾荒的专门政治处理行为。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灾时抗御与赈济至明清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也更加系统化、组织化,在抵抗旱灾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以清王朝为例,在中央,对水旱灾害的管理由工部负责,其中一项重要职责就是管理水利工程,保证在旱灾发生时能充分发挥既有水利工程的作用。此外,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抗旱救灾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在清代,无论水旱灾害,政府都要号召官民捐钱捐物,同时通过施粥、分发钱粮、发放医药、义赈等措施,调动全社会救灾。

  如果说灾时赈济只能救一时之急,那么灾后如何尽快稳定民心、恢复组织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则有着根本的意义。我国历代王朝在这方面也都建立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化措施,首先是灾后抚恤工作,如安葬死者、慰问死难亲属以安定民心;其次是为灾民提供耕地、粮种、工具等生产资料,减免赋税徭役,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再次是组织一些小规模、小范围的移民,安排他们就食和垦荒,以疏缓灾区生产生活压力。

  时至今日,人类抗御旱灾的能力已是古代所不能比拟的。但我们应该看到,与古代相比,现代社会环境污染的加剧,水资源总量的相对减少,以及高密度的人口和城市对供水的需求,已经极大地强化了特大干旱的灾难性后果,回顾历史上有关旱灾的经验与教训,将有助于我们避免更大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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