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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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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边缘,身不由己

2012-03-02 09:59:03

/邸晓兰


有家不回为哪般?

周颖这个月第三次回家,这是近两年来她回家次数最多的一个月了。不是有什么事情忙得顾不上,而是她没有胆量回到这个已经属于自己35年的家。

她蹑手蹑脚地推开屋门,一声沉闷的咒骂声从宽大松软的沙发中传来,“做贼呢?别以为你小声走路就不烦人了!”循声望去,沙发上坐着一个人,周颖的独生女儿张蔷。

张蔷瘦瘦高高,清秀的面孔上戴个眼镜,很有书卷气,可她的面目晦暗,怎么也不会让人与“女博士”这三个字联想到一起。束起的发鬏像是顶毡帽,滑稽地扣在头顶,因数月未洗,散发着古怪的气味;一件几乎看不出颜色的睡衣胡乱地裹在身上,显得肥大而可笑。

张蔷空洞无神地盯着前方的电视,对周颖夹都不夹一眼。

“我……我来给你送些水果、零食,还有酱牛肉。”周颖嗫嚅地回应了一句。

“少来这假惺惺的一套!这时候知道送东西了,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们干什么去了?要不是你们的愚蠢干涉,我至于堕落到吃嗟来之食的地步吗?你们还是知识分子呢?连做人的基本常识都不具备,送吃的有什么用?”张蔷不依不饶地嘟囔着。

对于这些劈头盖脸的咒骂,周颖似乎很习惯。她不争辩,不愤怒,还像个受气的小媳妇,讪讪地凑上前,把食品放在茶几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收拾起屋子来。

张蔷好像骂够了,顺手把母亲带来的食品袋翻了翻,找出一包糖炒栗子,兀自无人地吃了起来,栗子皮随手仍在刚刚扫过的地毯上。

 

 

无厘头的家庭纷争

周颖夫妻都70多岁了。退休前,周颖是某重点高中的英语教研组长,特级教师,丈夫张维莘是市劳动局的副局长,两个人结婚已经30多年了。

起初,周颖为了晋升职称,把怀孕计划推了又推,40多岁才生下独生女张蔷。尽管家境宽裕,又有社会地位,但两人都非常低调,对女儿的教育也非常传统:大人谈话不允许随便插嘴,自己的房间要自己收拾,穿着打扮要朴实。女儿也不让人操心,属于那种“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类型,每天的作业写得非常工整,不完成作业绝对不去看电视,甚至父母想带她到公园玩玩她都不去。虽然学习出色,但因性格内向、不好交际,张蔷没有当过学生干部,也没有什么要好的朋友。

按照她平时的成绩,高中毕业考上名牌大学绰绰有余,可她自小就有个弱项——一到关键的考试就容易失准。比如中考时,她原本能上重点,可竟然把最强的英语考砸了,最后只得以5分之差进入另一所学校。而在高考前,她再一次焦虑得彻夜难眠,结果高考又失准。全家人一合计,干脆去国外读书吧。

18岁出国的张蔷花了10年,磕磕绊绊地终于取得了工商管理学博士的文凭,可倒霉的是正赶上金融危机,不好找工作,加上交往多年的男朋友也分手了,无奈之下,她回到了国内。

父母使尽浑身解数帮女儿找工作,可不知为什么,面试一次被拒一次。即使有单位录用,她也干不了多久,不是被辞,就是以“没意思”为借口自动放弃。她把自己关在家,夜里上网聊天,白天却拉着窗帘睡觉。自己的衣服不洗,家里的卫生不搞,父母做好饭叫她也未必吃,叫急了,她就会冲父母吼上两句。

这天,周颖想上卫生间,可张蔷在里面已经半小时了。周颖催了几句,谁知随着冲水声,张蔷披头散发地踹开卫生间的门,指着母亲的鼻子破口大骂,“催什么催,不知道我排便是需要安静地等待肠子的蠕动吗?只要一催,我就得便秘好几天。真是老糊涂了。”

一旁的父亲听不下去了,说:“有这么和妈妈讲话的吗?妈妈老了,憋不住就会催一下,怎么又惹着你了?”

“谁惹谁了?你们不就是嫌我没工作,在家住着碍你们的事吗?嫌我多余别生我呀,我死了你们就高兴了对吧?”

“算了算了”,周颖赶紧拉着老伴说,“我们去公园走走,那儿有厕所。是我不好,闺女你安静地上吧。”

等到周颖夫妇从公园回来,却发现女儿不见了。这可急坏了老两口。他们想不出女儿有什么朋友、亲戚家能去,只好漫无目的地在商场、影院、公园中找。直到午夜,手机铃声响了,原来是派出所来的,称有人看见张蔷在酒吧闹事。

在民警的建议下,周颖夫妇把女儿带到了精神病医院。

 

 

边缘型人格在作怪

医生听完周颖夫妇的讲述后,把张蔷请进诊室问:“为什么不打招呼就离家去了酒吧?”张蔷不耐烦地回答:“我一个20多岁的成年人,去哪还得向父母报告?”交谈很不顺畅,几乎是医生问一句,张蔷就抢白一句,还当着医生的面,骂父母俩。无奈,医生让周颖夫妇离开,单独与张蔷谈。

没有父母在身边,张蔷对医生恢复了礼貌,还表示了歉意,说自己被气得有点失态。接着,她滔滔不绝地告诉医生,自己很正常,是父母老糊涂了,想控制自己一辈子;父母从小如何严格管教,剥夺了她童年的快乐,使她除了会学习什么都不会。谈到极致处声泪俱下。

心理测查显示,张蔷的智商高于平常,达到118分,人格内向不稳定,有轻度的抑郁和焦虑症状,强迫明显;心理防御机制消极且幼稚:分裂、理想化、否认、投射、偏执、敌对性都得高分。

结合病史、精神检查和心理测查,医生给出了边缘型人格的诊断。

为了搞清楚这个诊断,周颖夫妇单独约见了医生。

医生说:“我来给两位做个简单的解释吧。”

边缘型人格是一种复杂又严重的精神障碍,无论是对病人自己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具有破坏性。他们非常在乎自己给别人的印象,在乎自己和别人的关系,经常对“我是谁”感觉不确定,有时认为自己绝顶聪明,非常优秀,但更多的时候认为自己不好,甚至可恶。如果在受刺激的情况下,还容易短暂地出现人格解体,觉得自己不存在了,“灵魂出窍”了。

病人的情绪起伏不定,很容易在愤怒、悲哀、羞耻和自大、无所不能感之间摇摆。由于缺乏自我安慰的能力,一旦感觉空虚孤独,就可能做出冲动和冒险的事,比饮酒、吸毒、滥交、鲁莽驾驶、狂热消费或赌博。

他们认为某人好时,就把对方理想化成天下无双,认为某人不好时,就把对方贬低得不如粪土。在他们的心里,人就分两种,要么善要么恶。于是,他们没有和别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欲望,所以没朋友,婚姻和恋爱关系维持也颇为艰难。即使与家人相处时,同样也会在两个极端间摆动,一方面非常依赖对方,一方面又特别挑剔对方,导致冲突不断,使家人经常会感觉很累,但是又无法抽身而出。

医生解释说:“边缘型人格的人总是把自己的失败推诿到父母身上,认为是在童年时受到的关爱不足,显示出对爱的贪婪,无休止地要求补偿。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便恶语相加,又打又骂。”

“您说得太对了,我的女儿就是这样。是不是小时候我们对她太严格了?”周颖急切地追问。

医生回答说:“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一般的,如果童年有被虐待、被忽略或者强行被带走离开亲人的经历,患边缘型人格的风险就比较大。”

 

 

 

药物,谈话,家庭干预——一个都不能少

周颖夫妇焦急地问道:“我孩子的病能治吗?”

“首先是比较长时间的心理治疗,大概要坚持几年才能有效。通过治疗,我们教给她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忍受痛苦,一点一点地学习和别人相处的技巧,逐步改善人际关系。其次是药物治疗,药物虽然不能改变人的性格,但它可以帮助解决抑郁、焦虑情绪,控制冲动行为,使她可以在相对平静的情绪状态下接受心理治疗,为心理治疗打下基础。如果病人拒绝接受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又出现了自我伤害危险或对他人有巨大的干扰时,就需要住院进行一段封闭性的治疗。”医生说。

“那您看,我女儿是不是应该住院了?”张维莘问道。

“我再约你的女儿谈一谈,如果能与她建立信任关系,她肯来做心理治疗就不用住院。而且,我们这里还有为病人组织的集体心理治疗,如果她同意参加,肯定也会有所收获的。”

周颖和张维莘高悬的心总算放下了。但医生又给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建议夫妇二人也来接受治疗。

“我们没有病,为什么也要治疗?”周颖不解地问。

医生解释说:“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人一起生活会很困难,你们可能已经深有体会了。你们无所适从、无法控制、无力改变,生活被她搅得一塌糊涂。我想,通过治疗,你们可以学会一些应对技巧,在管理好自己情绪的同时,与孩子不良的情绪做隔离,不受她的干扰,而且还能学会些帮助她巩固疗效的方法。”

“那太好了,我们一定参加,一定配合”。周颖说。

医生诚恳地说:“你们二位看上去都是知识分子吧?”

“医生您真会看人”,周颖说,“我对自己很严格,上学时成绩没有低于前3名的,工作后也是很认真,学生如果没有考好,我比他们都着急。我爱人原则性特别强,在劳动部门这么多年,他弟妹没有正式工作,想托他走个后门他都不帮。”

医生善解人意地笑着说:“我当精神科医生这么多年,看到的边缘型人格大多成长在严格又刻板的知识分子家庭中。他们有家族遗传来的性格特点,又是在这种性格的家长教育下成长,不但继承,而且还‘发扬光大’了,成为高智商、低情商的社会边缘人。为了改变孩子,家长也必须做出改变,这也是我建议你们来做治疗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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