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江山 绘图/骆玫
漂洋过海
只为祖国农业发展
1955年，朱有勇出生在云南省个旧市卡房镇的一个农民家庭。1974年，他到个旧市生产队当知青。那里的农民起早贪黑地干活，还是不够吃、不够穿，为了能让庄稼长得更好一些，收成更多一些，朱有勇就用学过的技术帮助当地农民生产增收，而这也促使他走上了农业科研之路。
三年后，朱有勇考上云南农业大学，并于1994年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学习分子生物学。尽管生活境遇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朱有勇为了农业而奋斗的初心并没有改变。1996年完成研究工作后，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导师的挽留和优渥薪水，回到了他的故乡云南。他说：“宾馆再好也不是家，国外条件再优越，我做得再多再好，也是在别人的土地上为别人做事。一个人的事业只有和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勇破世界级难题
20世纪80年代，世界农业科学界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大面积种植单一品种容易造成病害流行，只能靠各种农药控制，而打农药又导致农药滥用的情况非常严重。如何不用农药就能控制病虫害？朱有勇向这个难题发起挑战。
朱有勇带领学生们做实验
1986年，朱有勇在云南省石屏县发现了一种奇特现象，那就是当杂交稻和糯稻一起种在田里的时候，糯稻就不会得稻瘟病。他意识到其中必定隐藏着某种科学道理。他先种了一块试验田，从早到晚地记录、观察、研究，而后，为了搞清防治病虫害的方法，他不惜远渡重洋，赴澳大利亚进修。
回到祖国后，他继续和团队在控制病虫害领域深耕，从遗传多样性、协同作用、病害防火带、稀释作用等多方面进行研究，通过科学试验，他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的效果竟达到了85％以上，攻克了大面积种植单一品种易造成病害流行这一世界级难题，大大推动了中国农业技术的发展。2000年8月，朱有勇的成果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上，足见国际科学界对这份研究的重视。
朱有勇院士拿着挖出的“比脸还大”的土豆（图片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网）
2015年，中央下达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示，他响应号召，来到中国工程院结对帮扶的澜沧县进行扶贫工作。
澜沧县是个深度贫困县，扶贫任务艰巨。朱有勇不惧艰难，深入基层，来到竹塘乡云山村蒿枝坝村民小组调研。通过调研，他发现，澜沧县的气候、土壤、降雨很适合种植冬季马铃薯。针对这一情况，他制定了一个“精神＋产业＋技能”的解决方案：先在村里租了一块地，种起了马铃薯。丰收时节，又邀请大家来看。村民们得知这种马铃薯个头特别大，产量高，还能卖出好价格，都被打动，不少人主动找朱有勇学习冬季马铃薯的种植技术。
除此之外，朱有勇还发现澜沧县境内的云南松、思茅松与三七之间具有相融相生的特性，正好适合种植三七这种经济作物，为当地带来经济效益。2016年，朱有勇团队研发的林下三七种植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为了让科研成果惠及千万农户，他无偿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传授给当地农户和企业，在乡镇办起了三七种植培训班，还亲自授课。从除草、翻地到移栽、防虫，他手把手地教大家。另外，朱有勇和其团队还陆续开办了冬早蔬菜、茶叶、林木、畜禽养殖、电子商务等24个技能班，培训了1500多名“新农民”，让他们从贫困户变成了致富带头人。
俯瞰澜沧县
多年来，朱有勇院士发明专利20余项，获得重大奖励18项，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他的作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新方法累计推广运用3亿多亩，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农民院士”。然而，朱有勇却说：“大家叫我‘农民院士’，我心里很清楚，农民院士，农民在前、院士在后，我是农民的儿子，为农民服务是我的本分！”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这位“农民院士”真正地将论文写在了大地上，让科技成果遍地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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