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日出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五一档期最火的电影要数刘若英的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两个从外地来到北京打拼的年轻人，跨越十年的故事。电影中男女主人公的初次见面发生在人潮汹涌的春运的火车上。春运，号称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年度人口迁徙运动，而中国的人口迁徙也远远不只是春运。这次就来聊聊“北漂”。
五一档期最火的电影要数刘若英的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两个从外地来到北京打拼的年轻人，跨越十年的故事。电影中男女主人公的初次见面发生在人潮汹涌的春运的火车上。春运，号称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年度人口迁徙运动，而中国的人口迁徙也远远不只是春运。这次就来聊聊“北漂”。
为什么选择来到城市
移民，或者说迁徙，在动物中很常见。每年到了一定的季节，动物们就会不辞辛苦、不远万里，进行迁徙。动物迁徙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和繁衍。而人类最初的迁徙，原因也是如此。人类的迁徙，我们现在叫做移民，是人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运动。中国历史上就经历了多次大移民，比如唐朝安史之乱后中原汉族人口南迁、明初洪武年间从山西大槐树向各地的大移民等等。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更是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根据目的地的不同，又分为国内移民（比如从农村到城市）和国际移民（比如从中国到外国）。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移民的原因也越来越复杂，包括了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等方方面面。在电影中，小晓来北京打工，见清来北京读书。一般来说，这些原因里既有“拉着走”的，也有“推着走”的。拉着走，指那些新地方的吸引之处，人们被吸引到了新的地方。比如大城市里更多的就业机会、更丰厚的收入、更好的社会服务（比如医疗、教育）、安全（少犯罪、少自然灾害）、环境适宜、社会稳定等，这些因素让人“趋之若鹜”。推着走，指那些老地方的厌恶之处，把人“逼走”。比如家乡的落后贫穷、缺乏工作机遇、生活条件差、庄稼谦收、社会不稳定，甚至家庭关系不和谐等等，都可能让人“避之不及”，希望及早逃离。在城市发展早期，“推”和“拉”两个力量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移民的出现。而随着城市生活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推”和“拉”可能来自同样的地方，现在大批曾经的“北漂”、“上漂”纷纷逃离“北上广”，也是因为这些大城市在吸引的同时，也有大量的困难，而家乡的吸引力则增大，不少人选择了返乡。
“拉-推”模型主要是从人的微观环境进行考虑，从稍大一些的角度，则需要考虑到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比如以中国来说，由于家族的观念，很多长辈在子女安定之后，会跟随他们来到新的地方，这种移民就是基于家庭纽带。也有一些地方是通过社会网络，比如一个人来到新地方后，会吸引很多老乡的到来。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则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移民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社会格局调整、资源分配、资金流动的契机、过程和结果。
但也并不是生活在同样环境下的人都会选择来到城市。人类的价值观和性格表现在个体的方方面面，也是行为的动机。在成年后，决定在哪里生活、工作也可能跟个人价值观有关。在外国的研究中发现。持有国际主义、重视自我成长和解放的子女，会搬到离父母家更远、离故乡更远的地方。比起守在父母身边的人，离开家乡的人开放性更高（独立思考、更愿意接受新鲜的事物），移居大城市的人宜人性更高（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重视合作），但情绪波动大（神经质高）。根据我国对于流动农村人口的调查，流动的农村人口与常驻的农村人口在性格方面有明显差异：农村常驻人口更为保守、内向，而流动人口焦虑性更高。总结而言，离开家乡的人更加独立自我、喜欢冒险；而留在家乡的人更加传统保守、重视家庭。性格和价值观的不同自然也导致了归乡者与留在本地的人之间的差异与矛盾。
城市的遭遇
《后来的我们》里，小晓在初识见清的时候说：有人说来到一个地方五年就可以扎下根，两人都已经来了四年，还有一年就能扎根。但即便十年之后，买了房、成了家，两人依旧有种漂泊感。
不论移民的原因为何，进入新的文化中，人们都需要有个适应的过程。上世纪50年代，Sverre Lysgaard提出了文化适应的U型曲线变化理论，他认为人们到达一个新文化中，会经历几个阶段的变化：首先是蜜月期，什么都新鲜、充满热情，所以感觉良好；然后是危机期或者文化冲击期，兴奋过去了，实际困难突现出来，也会开始想家；之后是适应期,人们逐渐克服困难，重新找回自信，人们逐渐适应新的文化并懂得行事；最后是融入期，可以在新文化中应对自如。
有人进一步扩展这个模型，提出冲击是不断出现的，因此对于新文化的适应也有起伏，适应过程是W型的。Edward Hall提出“冰山”模型，认为文化就像浮在海面的冰山，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但隐藏在海面之下的还有更大的内在文化，就是一个社会的信念、价值、社会形态等等。这个模型类似意识和潜意识，社会行为由这两部分共同驱使，社会内在文化只能通过长时间的参与才能了解。当我们只看到表面，就很容易触礁。
Edward Hall的文化冰山模型（图片来自网络）
文化适应有不同的方面，每个方面又有不同的角度。比如工作适应，就包括新的任务、新的角色、新的环境等。而人际适应则被认为是最难的一方面，包括在工作和私人环境中与“本地人”的交往等。文化适应是一个颇有压力的过程，也会影响移民的身心健康。单就心理健康而言，Berry提出居住时间和心理健康成正比，也就是居住时间越长、心理健康越好，也有人提出是上升趋势逐渐平缓。移民心理健康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性别、教育程度、社会支持等等。比如成年的城市移民，男性收入越高朋友越多、心理健康水平也较高，但女性的社会网络就较少收到收入影响。《最好的我们》中，小晓几乎没有朋友，而见清的朋友也是几个同学老乡。对于国际移民来说，精神健康水平总体较本土人差，而且也与经济水平、社会融入度有关。另外较晚移民的人由于更难适应新的环境、找到新的朋友，精神健康水平较差。
很多初到城市的人，可能会遭遇各种困难，“歧视”可能是其中之一。电影《甜蜜蜜》讲述的是两个从内地到香港的青年男女的故事——来自广州的李翘想不明白，明明自己跟香港人一样说着广东话、从小看香港电视剧、听香港歌曲，但为什么还是会当成“乡巴佬”而被歧视。联合国对歧视的界定包括：虽然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但是所有的歧视都包括一定形式的排斥和拒绝。歧视，英文是discrimination，就源于拉丁语的“与之区别”。这个词根提示我们，“与之”，就是自己和“之”是不同的，歧视就是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划出的一条鸿沟。2015年美国压力调查显示，69%的成年人曾经历歧视，47%曾经历严重歧视，如政策不公、不合理被解雇或得不到升迁、医疗不公等，而歧视与压力和较差的健康状况有关。
歧视可以基于不同的因素，比如种族、性别、年龄、性取向、宗教信仰、残疾、疾病、语言等等。
造成歧视的原因，也有不同来源，包括:
1.真实的竞争：基于自己的利益，目的是为“我们”获得物质资源（比如食物、领土等等）；
2. 社会的竞争：基于自尊，目的是为“我们”获得较“他们”高的社会地位；
3. 赞同性的歧视：基于对“正确性”的需要，反应了稳定合理的社会地位结构（比如歧视地位低的群体因为地位低）等。
与歧视息息相关的另两个概念是刻板印象和偏见。刻板印象是指根据群体身份的过分概括化的印象，偏见是指认同刻板印象并且有厌恶等负面情绪，歧视是指对群体或群体成员的不公正对待。这三者分别表述了一件事情的三个方面：认知（刻板印象）、情感（偏见）和行为（歧视）。对待“外地人”的刻板印象包括“地图炮”——来自某个地方的人都有一样的特点，在情感上则表现为疏离、害怕甚至厌烦。而由于刻板印象造成的认知定势以及情感上的疏离，也就妨碍了进一步接触和了解。而另一方面，由于现实情况的差异，比如城市高额的消费，也会造成外来者和本地人在生活上的隔离，比如《后来的我们》里，就反应了住在格子间的“蚁族”生活。心理、认知甚至生活空间的隔离，也加深彼此之间的鸿沟。
回乡的隔膜
跟古代的举家移民不用，现在中国的人口流动，很多是只身一人来到城市，而原本的家庭还在故乡。这也就造成了每年春节期间大量进城务工人员返乡的春运狂潮。对于常年漂流在外的游子，春节的时候渴望回家，但是真正回到家又会“水土不服”：由于过年放假，日常生活作息被打乱，很多人的睡眠有了大变化：不用一早起床挤地铁，到日上三竿才回家。这样的变化，使得过年前后需要不短的时间来“倒时差”。但是心理上的“时差”更难克服：由于异乡和故乡在生活习惯、观点、人际相处模式等方面的不同，让久居异乡的人或已经适应了他乡文化的人，回到故乡的模式下，会产生很多不适应。有人称这种从异乡到故乡的不适应，叫做“家庭时差”。
跟一般意义上的时差一样，两地的差异越大、不适感越显著。规律的饮食、作息，按照当地的习惯安排时间都可以帮助克服生理时差。同样的策略可以用在克服“心理时差”上：保持自己习惯，根据环境做出调整。
长期生活在外地的成人子女跟留在故乡的父母存在“时差”。从毕生发展的角度，父母和成年子女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面对着不同的核心冲突。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生长在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在《后来的我们》中，田壮壮饰演的老父亲宁愿守着小店，甚至是一台已经坏了的老电视，也不愿意跟见清到北京住大房子。
子女和父母存在矛盾是很正常的事情，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的矛盾主要发生在六个方面：沟通和交流的方式，习惯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抚养子女的方式和价值，政治、宗教、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工作态度和方式，家庭观念和标准。如何“求同存异”是父母和子女都需要思考和努力的问题。
电影里，小晓和见清的爱情走散了，“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但却没了我们”。来到外乡，很多人也会面对这样的变化甚至是迷失，有些人选择回乡，有些人选择坚持。其实没有哪种选择是一定错或者一定对，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便是最好的选择。
本文来自：中国数字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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